1948年冬，淮海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寒风呼啸的战场上，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被五花大绑押进审讯室。他的军大衣屁股处破了个大洞，帽子早已不知所踪，脸上糊满泥灰，只剩一双大眼珠子瞪得溜圆。 他拍着桌子，破口大骂：“蒋介石！把我川军摆弄得只剩四个团，全打光了！”提到黄百韬，他更是拍腿怒吼：“我是川军，他怎会对我好？十二门山炮，愣是一发炮弹不给！”这人，正是国军中将王泽浚，一个在抗日战场上威名赫赫，却又劣迹斑斑的川军将领。 1938年，武汉会战正值白热化。安徽宿松县城，日军盘踞，交通线如命脉般维系着他们的补给。王泽浚，时任国民党第44军149师447旅少将旅长，站在前沿阵地的土坡上，眯眼打量着远处的敌营。夜色如墨，士兵们屏息凝神，手中老旧的汉阳造步枪泛着微光。他低声下令：“今晚，拿下宿松，断敌后路！” 子夜时分，枪声骤起。王泽浚亲自率队，趁着夜色掩护，突袭日军营地。士兵们匍匐在泥泞的田野间，借着月光潜行，刀光剑影间，日军措手不及。战斗持续到黎明，宿松县城被攻克，日军交通线被切断，数百敌军命丧黄泉。这一战，王泽浚声名大噪，军中传颂他的果敢与智谋。 然而，荣耀背后，他的内心是否真如战场般纯粹？ 1943年，战火蔓延至湖南，日军来势汹汹，长衡会战一触即发。王泽浚已升任第44军军长，肩负阻敌重任。面对日军装甲部队的猛攻，他站在指挥部内，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刺痛了他的眼。参谋建议：“军长，决堤放水，或可阻敌！”王泽浚沉默良久，目光扫过窗外连绵的村庄，最终咬牙点头：“放水。” 泮水和虎渡西河的堤坝被炸开，洪水如脱缰野马，吞噬了日军的进攻路线。然而，洪水无眼，村庄被淹，良田化作泽国。史料记载，此次决堤导致数万百姓流离失所，房屋倒塌，哀声遍野。一位老农跪在水边，抱着被冲毁的家当痛哭：“我家三代人，活不下去了！”王泽浚站在远处，耳边回荡着哭声，脸上却没有一丝波澜。他是否曾想过，这场“胜利”换来的，是多少无辜生命的代价？ 有人称他战术果断，有人骂他草菅人命。这一决策，如同他人生中的一道裂痕，撕开了英雄与罪人之间的模糊界限。他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答案，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王泽浚的恶名已在川渝之地传开。1936年，他还是旅长时，母亲突发心疾，一个江湖郎中献策：“食人肝可治。”王泽浚二话不说，下令抓来一名“有罪之人”，活取其肝。血淋淋的场面，连随从都不忍直视。这件事震慑川渝，百姓私下议论：“这王少爷，心比刀还狠！” 身为川军将领王缵绪之子，王泽浚家财万贯，成都、重庆的豪宅遍布，土地数十亩。他在成都的公馆，房间整齐划一，宛如宾馆。特务头子沈醉曾笑问：“修这么多房间，莫不是想学杜甫，庇护寒士？”王泽浚却嗤笑：“杜甫？没读过！这些房子是给军政朋友住的，热闹热闹，寒士？关我何事！”沈醉听后，唯有苦笑。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的暴行。一次，他乘车出行，公然掳掠路边女子，肆意凌辱；还有一次，只因佣人清晨扫地扰他清梦，他暴怒之下连踢数脚，竟将人活活踢死。这些劣迹，如同他光鲜军服上的污点，挥之不去。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王泽浚的第44军全军覆没，他本人被俘。被押进审讯室时，他灰头土脸，却仍不失川军豪气，拍着桌子大骂蒋介石，抱怨黄百韬克扣装备。审讯员问他：“你觉得自己是英雄还是罪人？”他愣了一下，沉默不语。 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王泽浚的改造生涯开始了。他被分到木工组，与战犯章微寒搭档修理桌椅。一次，两人因手艺高低争执，他气得摔了工具，骂道：“老子打过日寇，还修不好这破桌子？”章微寒默默捡起工具，继续干活。王泽浚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没了脾气，低头拿起锯子，笨拙地锯起木头。 另一次，他在缝纫组缝扣子，手生得紧，一针扎破手指，鲜血滴在布上。旁边的战友忙帮他包扎，他却呆坐着，喃喃道：“这双手，杀过人，救过人，如今连针都握不住……”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迷茫。 改造的日子磨平了他的棱角。一次，他讲起战场上的“搞怪故事”，却无意触怒了64军军长刘镇湘。刘斥责他：“别拿你的功绩炫耀！”王泽浚愣了愣，难得地没有反驳。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录显示，晚年的他逐渐沉默，甚至在日记中写道：“若能重来，愿少些杀戮，多些仁心。” 1974年1月19日，王泽浚因病去世，终年未满六十。临终前，他对狱友说：“我抗过日寇，也害过百姓，若有来世，只想做个平凡人。”他的离世，如同一阵风，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