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女员工在厂里干了 9年，都没跟老板说过涨工资。有一天，她跟老板说不想干了。老板一问才知道，是同行的另一家工厂挖她，给她开出了更高的工资。 老板陈建国捏着手里的离职申请，笔尖在“批准”栏悬了半天。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他突然想起九年前的春天，这个叫李红梅的姑娘背着帆布包站在车间门口，怯生生地问：“您这儿还招人吗？”那时候她刚从乡下出来，袖口磨得发亮，眼里却揣着团不肯灭的火。 “我给你涨工资，比他们多两百。”陈建国的声音有点发紧。李红梅低着头，手指绞着工装裤的裤缝：“陈总，不是钱的事。”她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2016年3月，她改良了包装机的进料口，让效率提高15%；2019年夏天，她带着徒弟们攻克了标签印刷的色差难题，为厂里省下三万元原料费…… “这些事，您可能不记得了。”李红梅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空气，“但我记得，每次加班到深夜，门卫大爷总会给我留碗热汤；去年我妈生病，是财务大姐帮我预支了工资。”她合上笔记本，眼里的光软了下来，“只是我儿子明年要上初中，城里的学费太贵了。” 陈建国的手指在桌面上敲出沉闷的声响。他想起上个月去车间，看见李红梅趴在操作台上午睡，胳膊底下还压着张揉皱的成绩单——她儿子考了全班第一。有次他听见徒弟们议论：“梅姐总说，要让孩子知道，妈妈不光会拧螺丝。” 那天下午，陈建国去了趟人力资源部。电脑里的员工档案显示，李红梅的工资确实九年没怎么动过，而她的考勤记录里，满勤奖拿了整整八十个月。最让他心头一沉的是张泛黄的调薪申请，是五年前她写的，上面有个潦草的“阅”字，是他当时随手签的，后面再没了下文。 “陈总，其实红梅姐早就收到过别家的offer。”年轻的技术员小王突然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个U盘，“这是她整理的操作手册，说万一她走了，徒弟们照着做也不会出错。”U盘里还有段视频，是李红梅在教新员工调试机器，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声音却洪亮得像敲锣：“别怕，机器跟人一样，你对它上心，它就对你实在。” 傍晚，陈建国去了李红梅家。老旧的居民楼里，她正趴在小饭桌上给儿子改作业，墙上贴满了奖状。看见老板来，她慌忙起身，碰倒了身后的纸箱——里面是打包好的行李，几件旧衣服，一摞专业书，还有个用布包着的相框，是她刚进工厂时和同事们的合影。 “这房子下个月就到期了。”李红梅的丈夫搓着手笑，眼里带着歉疚，“我们找了离新厂近的出租屋，房租能便宜点。”陈建国看着墙角那盆快蔫了的绿萝，突然想起这是去年厂庆时发的纪念品，李红梅当时说：“放车间里，看着有生气。” 回去的路上，陈建国给会计打了个电话：“给李红梅算笔钱，把这九年的技术革新奖、全勤奖都补上，再预支半年工资。”他又翻出通讯录，找到教育局的老同学：“我厂里有个员工，孩子想上实验中学，你看能不能……” 第二天一早，李红梅来办离职手续，陈建国把一张调令递给她：“从今天起，你升为车间主管，工资翻倍，厂里还给你申请了员工子女助学金。”他指了指窗外新建的研发楼，“三楼的实验室缺个技术带头人，我觉得你合适。” 李红梅的手抖得厉害，调令上的“李红梅”三个字被眼泪洇得有点模糊。“陈总，我……”她刚开口就被打断，陈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个红本子：“这是你的技师资格证，去年就帮你报了考，怕你分心没告诉你。” 现在，李红梅的工牌上多了行“主管”字样，她带的徒弟们都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上个月市里举办技能大赛，她带着团队拿了金奖，领奖台上，她特意提到：“感谢我的老板，让我知道，拧螺丝的手，也能捧起奖杯。” 陈建国坐在台下，看着她胸前的奖牌映着灯光，突然明白，每个员工的名字都不该只是工资单上的数字，就像老槐树的根，埋在土里不显眼，却默默滋养着整棵树的枝繁叶茂。 那天庆功宴上，李红梅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眼里的光比九年前更亮：“陈总，我儿子说，以后要像妈妈一样，做个对别人有用的人。”陈建国看着她被酒精染红的脸颊，突然想起她刚进厂时的样子，背着帆布包，眼里揣着团火——原来那团火从来没灭过，只是被生活的尘埃盖得久了些。 现在车间的公告栏里，多了块“员工风采墙”，第一张照片就是李红梅，穿着干净的工装，手里捧着奖杯，旁边写着她的话：“九年了，我终于敢对儿子说，妈妈不光会拧螺丝，还能让机器唱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照片上，像给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镀上了层温暖的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