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组织派人找到浦安修，向她移交了补发给彭老总的48000元工资稿费这及一些私人物品。浦安修有些犹豫是否接受，来人告诉浦安修：“您和彭总的离婚申请组织上没有批准，您还是彭总的夫人。”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79年，组织将一笔钱送到浦安修手中，总额四万八千元，那天她正在单位上班，工作中途被叫出办公室，一位从总政来的干部将一只封口严实的布袋放到她面前，说是彭德怀留下来的工资、稿费、抚恤金和一些生活用品。 她第一反应是拒绝，语气坚决地表示这笔钱她不能收，事情立刻起了冲突，来人态度很坚定，说这不是个人恩情，是组织决定，已无退让余地。 浦安修当场起身说她早就与彭德怀不再往来，这些年也没有一点联系，她表示自己已经与他脱离了夫妻关系，不愿以这种方式再和他产生关联。 来人并没有急着收回布袋，而是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复印件，说浦安修曾在1960年代提出过离婚申请，但组织查阅当年档案，发现离婚申请没有获批，手续也未曾办理，因此从组织角度，两人仍然是合法夫妻。 浦安修再次表示拒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替他处置这些东西，来人没有再坚持，只是留下那只布袋，说组织意见已传达完，是否接受由她自行决定。 她没有立刻动那只布袋，而是静置在屋里整整三天，直到第四天，她才打开查看里面的内容，浦安修盯着那一摞纸，看了很久，最终将全部资料和物品登记封存，报备给组织，表示愿意按照原则妥善处理，但不接受私有。 浦安修没有动用一分钱，而是按照名单召集了彭德怀生前的工作人员、亲属和与其有关的几位同事代表，在单位小会议室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这笔遗产。 会上，她提议将其中一部分捐给湖南家乡的教育单位，一部分发放给生前照顾过彭德怀的人员，并从中划出四千元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后续文稿和历史资料整理。 剩下的资金她主动向军委提出交回国家财政使用，这些决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她多年来对这段婚姻，对那场分别所做的深层思考。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婚姻，开始于延安时期的介绍安排，她当时是北师大的一名学生，刚刚接受组织调派到边区，二十一岁，尚未有过婚恋经历。 而彭德怀已经年近四十，在部队多年，曾有过两段破裂的情感经历，他最早的婚姻是一段家庭包办的婚配，婚前只见过几面。 那段婚姻在他参军后自然中断，女方因为家境所迫，不堪压力而选择自尽，令他多年后都未能释怀。 第二段感情是在战争中偶然相识的一位青年女子，虽有情感，但最终因战乱分离多年，女方已另嫁他人，直到1938年，他与浦安修结婚。 婚后，他们几乎没有真正一起生活过，抗战时期，彭德怀长期在前线作战，浦安修则在后方从事教育和妇女工作，彼此通讯甚少。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各自承担不同任务，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局势骤变，浦安修受到牵连，被多次叫去谈话检查，压力之下，她曾写信劝彭德怀作出姿态，表达立场，却未获回应。 1961年底，在一场极其压抑的氛围中，两人见了一面，那次见面中无争吵无哭泣，只是共同吃了一个梨，她没有说“分离”，但心里明白这一餐是结束。 之后她向单位提交了离婚申请，但组织并未批准，也未做进一步处理，从那之后，两人再未通信，也未见面。 1974年，彭德怀重病，临终前通过医护人员表达希望见她一面，组织向浦安修传达了请求，她本表示愿意，但几天后突然高烧，未能成行，最终由北师大党委以“当前情况不适宜前往”为由否决了行程。 彭德怀去世后，她没有前去吊唁，也未出席追悼，直到几年后，彭德怀平反，组织开始整理他遗留的问题，才重新联系上她。 处理这笔遗产资金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浦安修开始主动整理彭德怀的历史资料，她从单位申请调阅档案，查找过往通信记录，访问曾与彭德怀共事的老战友，协助文史部门还原彭德怀的重要讲话稿、军事文电和内参意见。 她没有发表个人感言，也未公开亮相，但文稿中的批注、时间线的勘误、资料的重新核对，几乎全部出自她一人之手。 除了资料整理工作，她还参与协调相关部门为部分因彭德怀案受到牵连的干部平反，推动为彭德怀修建纪念设施和校史馆陈列，尽最大可能弥补未曾完成的告别。 她没有再婚，也未接受新的行政职务，终身未将“彭德怀夫人”的称谓写入任何官方简历，1991年，她因病去世，未留遗嘱，也未留下私产。 她的骨灰按照生前请求，未与彭德怀合葬，只由亲属低调安置于北京一处公墓，四万八千元终究没有成为她的生活依托，但却成为她余生所处理的唯一一项关于彭德怀的“个人事务”。 （主要信源：党史博采——浦安修向组织提出和彭老总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