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一男子进入某小区，佩戴肩灯，自称是西安市疫情防控大队长，还说之前小区确诊的阳性病例有问题，其实都是阴性的，挑动业主不满情绪，引发多名业主聚集。其实这名男子——32岁的褚某某，根本不是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而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他又再次被刑拘了。
在这个小区期间，褚某某还对一名女业主说，自己可以让她把正在集中隔离的母亲接回家，这名女业主就真的往隔离酒店去了。
随后，褚某某还用另一名女业主的电话给这名女业主打电话，指挥说：“你现在的看护人员、防疫人员在不在，警察不起作用，我说了算，警察大还是政府大？我代表的是政府，马上放人……”
事发后，褚某某被警方抓获，经调查，褚某某根本没有固定工作，之前就有多次盗窃的违法犯罪记录。他交待说，自己平时在一家小旅馆住，当天他混进小区，其实是想伺机作案。
而有业主说，看到褚某某以后，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就开始胡言乱语，“话大的很”。
警方通报称，褚某某现在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立案侦查，已经被刑事拘留。
1、这褚某某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这些事的？完全搞不懂，这纯粹是损人不利己啊！不知道究竟是为了制造混乱，趁机逃跑，还是趁机作案，但客观上已经搞得人心惶惶，实在是罪大恶极。
2、在这个事件里，褚某某的行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冒充防疫工作人员，一部分是胡言乱语，制造混乱。
现在褚某某是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的。有人可能感觉奇怪，他为什么不是因为涉嫌招摇撞骗罪被刑事拘留的？冒充防疫工作人员不属于冒充国家工作人员。
这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招摇撞骗罪必须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这个非法利益不一定是财产利益，也可能是为了骗取地位、荣誉、待遇以及玩弄女性等。而在这个事件里，褚某某的行为并不是为了牟取这些利益，所以可能不一定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
另一方面，褚某某的行为虽然分为两个部分，但属于一个整体。一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的，如果没有法律的特殊规定，一般只能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根据《刑法》的规定，招摇撞骗罪的量刑要比寻衅滋事罪要轻，所以应当按照寻衅滋事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寻衅滋事罪的主要特征是犯罪目的上属于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其行为侵犯的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具体表现有四种行为。
在这个事件里，褚某某的行为应该属于第四种，也就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这里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是指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目的，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
这个事件里，在报道中虽然没有提到褚某某的具体目的，但起码他在小区里起哄闹事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达到了寻衅滋事罪的立案标准。
3、除了上面的行为，褚某某还交待他进入小区是为了伺机作案。不知道他说的伺机作案，是不是指盗窃。
如果是的话，由于盗窃和寻衅滋事不是同一个犯罪目的，所以他这个盗窃的目的应当另外处理。
虽然说一般的盗窃需要达到一定金额才会构成犯罪，但入户盗窃并没有金额的要求，一旦实施，就可以构成。
而《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为入户盗窃“踩点”的行为，就属于盗窃罪的犯罪预备。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考虑到褚某某之前已经有多次盗窃前科，如果他这次再次为预备入户盗窃，就不应该免除处罚，应当按照盗窃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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