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博士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但就业市场却愈发严峻。这一矛盾背后，折射出学历通胀与人才供需错配的深层危机。
扩招潮下的供需失衡数据显示，2014至2024年间，中国博士招生人数从7.26万增至17.11万，涨幅达135.67%。然而，学术岗位的吸纳能力却远未同步增长。以高校为例，2023年博士毕业生中仅40%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而文科领域矛盾尤为突出——哲学等冷门学科博士落实率不足50%，某北大哲学博士甚至投递18所高校后才入职民办二本。与此同时，企业端对博士的需求却相对有限，仅12.3%的博士选择进入产业界，管理学博士落实率比本科生低24.51个百分点，暴露出高端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严重脱节。
学历通胀的连锁反应博士扩招直接加剧了学历通胀。一方面，高校教职竞争白热化，普通二本院校对博士候选人的论文要求从2篇SCI升至5篇普通期刊，顶刊成果成为关键竞争力；另一方面，高学历群体被迫“降维就业”，清华、北大博士竞聘中小学教师岗位，三甲医院药剂科7个合同制岗位吸引超百名博士投递，录取率仅7%。更严峻的是，学历贬值导致薪资预期缩水，商科海归平均薪资从2020年42万降至2024年31万，部分博士时薪甚至低于本科毕业生。
破局之道：多维协同与理性选择破解博士就业困境需多方协同：高校应优化学科布局，加强产学研融合，例如西南大学设立“人工智能辅助心理干预”等交叉方向，陕西师范大学增设“中华传统教育思想”博士项目；政策制定者需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创造更多高端岗位，避免“唯学历论”的招聘标准；个人则需拓宽职业视野，主动对接产业需求，例如中南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博士项目欢迎计算机、临床医学背景的跨学科人才。
博士扩招本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举措，但若缺乏产业支撑与就业引导，高学历可能异化为“消耗生命的牢笼”。唯有通过教育、产业与政策的深度协同，才能让博士培养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而非就业市场的“内卷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