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临阳：过一种有迹可循的人生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女人想要写小说，通常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男人也是。

高临阳的这间房子位于北京丰台，南三环。白天，书房里有足够的采光，看起来一切恬静且正常；临近夜晚，气氛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作为一名已拍过长片的青年导演，想看电影的时候，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打开投影仪，近乎看默剧似的守着屏幕，生怕由于隔音太差又招来投诉。

楼下住过一位神经衰弱的女邻居，经常在他正襟危“躺”于床上玩手机、准备入睡时发来消息怒斥：“怎么这么响！”他感到莫名其妙且委屈。终于有一回，让他逮着机会澄清。一个被巨大音乐声吵醒的清晨，他惊魂未定，立马在微信里向这位邻居吐槽：“姐，能听到隔壁的中东音乐吗？”对方秒回：“我们已不在此居住。”还不忘问上一句“好听吗？”他盯着手机苦笑——这荒诞对白，简直可以直接塞进下一部小说。

女邻居走后，又来了位老太太。七年间高临阳坚持不懈地调和着邻里关系，对于这套舅舅为他提供的有些小麻烦但无需花钱的两室一厅充满感激。采访高临阳时，眼前的这个山东男子描述起事情时直来直往，全然没了他新作小说集《把空气冲破一下》里那股精心雕琢的劲儿。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钱，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北京每个月交了一万元房租，你怎么生活？你真的没法生活。尤其如果还要从事电影的话，我觉得电影其实有时候挺不平等的。”

高临阳将自己毕业没几年就能拍出一部院线片归功于“绝对的幸运”——“2018年的时候，那个风口上创投很多，机会很多。我只是比较幸运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遇到了一些贵人，（得到）他们的帮助绝对是幸运。现在毕业的孩子要拍一个自己想拍的东西多难。如果不是家里有钱，你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呢？所以一定是那个时机上去促成的一个事儿。”

那一年，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剧本《再团圆》投给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这是一个选拔青年导演的比赛，奖金高达100万。截止日当天，他在出租屋白墙前录了段自述视频，头发支棱、语速飞快。一个月后，他收到通知：入围三十强。再后来，这个源自朋友的姥姥姥爷的半路夫妻故事一路闯进五强，拿到了百万扶持金。2022年，《再团圆》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老虎奖评委会特别奖及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剧本诞生自他读研的那三年，“因为拍毕业作品需要钱，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比赛，青年边缘计划，一个剧本获奖有两万元奖金。”他按部就班地三年写了三个不同的剧本，每一个都如愿拿到了奖金。

已经完成的《再团圆》是第三年的作品。眼下正天天见投资人，为的是将第二年获奖的由新闻事件改编而来的讲述“骗子遭遇真劫匪”的黑色喜剧《假银行》拍成电影。

毕业后，高临阳也不敢对任何事掉以轻心，即便住处稳定，但也总在担忧生计。他回忆过往孜孜不倦地写东西，一方面当然是找钱，但更多的还是逼自己做文学上的训练。在生存与理想的撕扯中，他摸索出独特的平衡术：接商业项目糊口，间隙写小说“透气”。

他坦荡地描述着他的文学创作，以至于最后发现小说里那些看似魔幻的情节都与其个人生活有关时也没有过于惊讶。作家韩东曾评价道：“具体到他（高临阳）的小说，无不出自他个人或周边的现实，但高又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指向故事和传奇是必定的。就语言而论，高临阳朴素而力图精确，不玩‘花活’，更无‘知识分子’的陈规陋习，但却处处透露出幽默和活泼的生气。他的小说，有故事，有细节，有理解也有调皮，但绝无说教，只要沉浸进去，可读性也非同一般。”

以下是高临阳的自述：

偶然和命运的偏移

《把空气冲破一下》里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跟我的生活相关。我们家开了十年的超市，在太原杨家峪高速路口。家里平时雇了一个人，到了暑寒假，只要我在家，我就成了营业员，小说里给街对面派出所送烟的事儿我真干过。

刚开始当收银员时，因为我们家那个柜台后面放着POS机，我得回头操作，每次我都特别不安，担心后面的人会趁机抢我。

我可能电影看多了，总觉得很危险，尤其是我一个人在店里的时候。那个超市八九十平米，挺大的一个店，两边是过道，中间有一厨房，还有卫生间，跟我小说里写的环境一模一样。

新冠疫情的时候，没有客人，房租根本抵不了营业额，超市也就倒闭了。关了后，我就觉得我这段跨越十年、与超市相关的经历似乎可以写一写。

超市还在的时候，周围有好几家便利店，我们当时靠什么竞争？靠我的热情，靠我给他们冲奶茶，给卡车司机泡泡面，非常殷勤。

你得把货卖出去，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但是要想获得稳定的客户，就得让他们买特产，就靠我这张嘴说，发挥我以前做主持人时练就的功力。

要跟客人说我们家也是吃这个醋，也喝那种像汽油桶一样装的酒。那个酒我确实会拿出去，比如说同学聚会什么的，永远是我带酒。顾客知道那酒确实是我自己喝的，就开始买了。

我姥爷那会儿好像就是开小卖部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也有这基因在。拍电影不也是推销吗？向别人去推销你的创意。

小说里的偶然性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偏移的感觉，好像从小就发生在我身上。

就像保罗·奥斯特在《红色笔记本》里写的那样，看他写的那些偶然的事儿，我就特别触动，觉得这好像就是我的感受，我的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一个又一个偶然。

电影和小说

我之前没有学过电影。我本科是在中国计量学院（注：2016年更名为中国计量大学），它的校训是“精思国计，细量民生”，学校博物馆里全是日晷、砝码这类器具。那是个理工科的学校，在杭州大学城。杭州师范、浙江理工、浙传全在一块儿。

学校之间有校际选修课。我大一读的是法律，但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后来又转去别的专业。那时在浙传的选修课上，我接触了大量的电影，所以决定研究生去学电影。

高中的时候我想当主持人。当时学了一两年播音主持，但高考没考上中国传媒大学。来杭州上大学以后，我还是会做很多主持人的活，包括主持学校的一些晚会。后来研究生到了中传，就去外面接婚庆、车展、樊登读书会的活儿。毕业后进入所谓的社会中，更是想尽办法挣钱，甚至还开过滴滴。

为了挣钱，我什么都写，除了自己想写的小说以外，我还写过广播剧、电视剧、网大（网络大电影），就那种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主持这个事儿其实跟导演还蛮像。你需要把场面控制住。现场那么多人，怎么去连接、沟通，怎么顺这个场。真去串词的时候，你没法按稿说，大家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你要现场去想如何承上启下，包括怎么处理一些临时的状况，比如话筒坏了。

我2017年毕业，写小说大概是2016年开始。毕业到现在，读书时期写的剧本改动非常大，这些年的观念、感受在呈几何级数飞快地增长，所以你很快会否定自己过去的东西。但看那时候写的小说，却觉得比现在更超出一些。写的文字现在仍然能带着些许惊喜地看下去，但拍的影像很快就推翻掉了。

我的毕业作品拍的是一个三流学校的高中生，捡到了一件重点高中的校服，继而溜进了这所他本无法进入的重点高中去谈恋爱、参加比赛。当时这个想法是受刁亦男导演的《制服》启发，他讲的是一个裁缝店的哥们儿，捡到了一件公安的衣服，就穿着警察的衣服开始收过路费。然后我就回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也老去浙传蹭课。

创作电影跟创作小说的快感很不一样。电影当中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快感在；但是同时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总觉得没结束。小说则不同，截稿之后就放在这儿了，会有一种结束感。

《再团圆》电影剧照

故事和好奇心

我比较擅长讲故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看的那些故事书，阅读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从小对其他人特好奇。我妈妈是中学政治老师，我那个小学就在她的中学底下，离我们家特别远，我每天都要跟着我妈倒两趟公交车，大概两个小时才能到。

小巴车上我就特别喜欢听别人聊，虽然也困，但一旦听到什么好玩的事，我还是愿意打起精神竖起耳朵。包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隔音特别差。这边应该住的是一个中学生和他的奶奶，那学生老冲着奶奶吼。那边还有两口子吵架的、闹离婚的。

比如出去参加电影节，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去一些景点或者采风。我要是有时间，更喜欢去菜市场里待着。比如一旦住一个酒店，我可能会先放下行李，在周围转转，我要知道这酒店附近是什么样的。我会对当地人的世界充满好奇。

小时候很喜欢听收音机，听评书、深夜谈话节目，但是父母不让我听。我当时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听收音机的十大好处，直接贴到我们家餐厅。后来他们就没再管我。

我妈是非常善解人意的人。高一的时候，我考了倒数第一名，人生第一次被老师叫了家长。我当时吓坏了，但是我妈一句话没说。这事儿她也没有再提过，就像消失了一样。

虽然我妈是政治老师，但她非常宽容，她的学生能认她当干妈。比如上课有学生睡觉，我妈就说你睡觉可以，但别打呼噜影响到别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正是她这种“消失”给我的压力，会更加促使我要认真一点，要好好地对待这个事儿一点。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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