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旗人享受特有任职途径，升迁的空间也更大

众所周知，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八旗制度是其根本制度，而在这个制度中的旗人无疑是清朝的统治支柱。在清廷入关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清朝建立了一系列专门为旗人制订的官职选任、升转等制度。这就意味着，旗人除了享有科举、捐纳等传统模式外，还可以享受专为旗人而设的特定模式入官，而这些模式入官相对于科举途径难度往往较小，给旗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清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旗人特定入职途径

旗人世爵世职入官，亦可以世职荫子入官

所谓“世爵世职”，是指宗室之外得异姓公、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等世职入官，而得到这些世爵世职的往往是因军功授封的旗人，基本看不到普通民人的影子。基本上成为了旗人升迁的一大途径。

如以世爵世职身份出任武官。据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规定，八旗的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可以由“精奇尼哈番（子爵）以上官员题补”，即公、侯、伯、子四级爵位的担当。而阿思哈尼哈番（男爵）可以任副都统。

而子以下，男、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骑都尉）可授为前锋参领。拖沙喇哈番（云骑尉）可授为骁骑参领、护军参领。轻车都尉、骑都尉及轻车都尉品级官员、骑都尉品级官员可担任信炮总管、步兵总管等官员。骑都尉、骑都尉品级官员、云骑尉品级官员可以授予步军副尉、城门尉。云骑尉、云骑尉品级官员可授予步军校、护军校。

以世爵世职身份出任文官。如上述的公、侯、伯、子、男爵位，其子、男两个爵级可以在六部充当司员，并可兼任郎中、员外郎、主事。而据嘉庆年间编修的《钦定八旗通志》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轻车都尉可以担任科道官和郎中、骑都尉可任员外郎、云骑尉担任主事。

荫子为官。这些世爵世职旗人不仅可以直接为官，而且还可以照高级官员荫子。所荫之子为荫生，这些荫生在学习清语、骑射再根据父、祖品级授官。如康熙十年（1671年），满八旗一品官荫生可授予员外郎；二品官荫生可授予部院司主事、都察院经历、大理寺丞等官；三品官荫生可以担任通政使司经历、太常寺典簿、光禄寺典薄等官；四品官荫生可以担任鸿胪寺主簿。

官学生入官

官学生是各种八旗学校的学生，如国子监官学、景山官学往往招收一定年龄的八旗幼童入学培养行政人才，在学习年限满后，进行考试授予官爵，他们所担当的大部分职位是笔帖式的基层的低级文官，努力一把，以后当个主事，也会有好的前途，“笔帖式擢补主事，或不数年，辄致通显”。

翻译科举

这是清朝专门为旗人，尤其是满八旗旗人安排的入仕之路。而考试内容相对于正规科举也相对简单，简直就是放水，仅仅是将我国儒家经典的一段文字翻译成满文，合格者即授予官职。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翻译科进士可以被授予知县或六部主事，相当于六、七品官。举人可以担任翰林院典簿、詹事府主簿、光禄寺署臣，国子监监臣、博士等官员。

选补侍卫、拜唐阿

侍卫是守卫皇宫、行宫等皇帝住所，保卫皇帝的武官，侍卫的核心人员主要是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的满、蒙子弟构成，“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天子所自将，爰抡其子弟命曰侍卫”，当然部分也有下五旗子弟参与，后来还增加了汉侍卫。这些侍卫都是有品级的侍从。他们留在皇帝身边办事，一旦被皇帝看重，往往能当上高级武官，或转文官，升职空间很大。像瓜尔佳・鳌拜、钮钴禄・遏必隆都是侍卫出身。

而拜唐阿完全是从旗人内部挑选，负责各部门的杂务。拜唐阿虽然不属于官员序列，但只要充任拜唐阿就有资格往上爬进入中、高层军官之列。如蒙古正白旗官员乐善一开始就是拜唐阿，后转战有功，官至绿营武职的最高级军官一品直隶提督。

总而言之，旗人的上升通道那是相当开阔，不像普通汉族民人一样只能科举。据清末官员朱彭寿总结：“二百余年来，尚不足四百人，较之由他途进身之旗员，实居少数”。

以八旗旗人为主体的缺官制度，尤其满洲缺很是巨大

为了保持八旗的统治地位，清廷将中央、地方的官职，以官缺的形式固定授予满人，蒙八旗和汉八旗处于次要地位，这些官缺往往有两个特点：第一、职掌事项极为重要。第二、满缺数量特别巨大。

如在中央，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都有满缺。而且每个部门满缺比例还不小。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以内阁为例，总共193个人的编制，满洲缺就高达147人，占比高达76%；再以翰林院为例，87人的编制，满洲缺81个，占比高达93%。

再看地方文武官员比例，文职的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知府、知州、知县；武官如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俱互用满汉”。但很多军事要地之督抚长期以来也是“满缺”，所谓“钦定川陕、甘肃、山西督抚为满缺。至乾隆年间，仍遵其制”。

像直隶、山西沿边地区，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共133缺。据嘉庆朝《大清会典》卷三十七记载，其中“副将四缺，参将六缺，游击六缺，都司二十一缺，守备三十三缺，定为满洲缺”，共计满洲缺70个，占比高达52%，这些官职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均不容置喙。

另外如像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均用内府人”，所谓内府人，就是清朝内务府的旗人。

旗人入仕相对于民人出身的官员拥有相当特权

旗人不仅在入官方面有特殊途径，即便是正式的科举，也是旗人占优，写一点在录取名额上有所体现。以顺治九年（1652年）科举考试为例，汉地民人参加科举，只录取共400人，而旗人中进士者有满洲进士35名，蒙古进士15名，汉军进士35名，共录取85人。而八旗的人口是远远低于内地民人的，可见旗人的录取率比内地民人高出不少。

而在官员铨选方面，旗人的资格限定比普通民人宽松的多，比如在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基本统治了除云贵以外的内地版图，其需要大量懂汉语的官员进行治理，而这些官员就是从汉八旗里选拔，参加廷试后，选取332人予以授官，标准是“文理优通者”，比正规的科举考试绞尽脑汁写八股实在简单不少。

再去翰林院掌院，原来担任这一职的门槛至少要翰林庶吉士。但清朝皇帝往往打破惯例，准许低于此资格的旗人进入翰林院，如阿桂是举人出身、和珅是生员出身。

旗人不仅仕途开阔、门槛低，而且在升迁方面也具备了相当优势。尤其对满八旗相当有利，以笔帖式升六部主事后，“六部主事，额设百四十缺，满、蒙缺八十五，补官较易”，满、蒙旗人占比60%，而这些主事之后很多都能当上高官。更不要说那些上三旗出身的侍卫，一旦为皇帝看重，出任文职高官不在话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取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

还有赞礼郎一职，在典礼场合任司仪，须嗓音洪亮，接近皇帝，专门由满蒙旗人充任，“其历阶而卿相者实有其人”。由于职业门槛低，再加上升迁迅速，让人嫉妒不已，有“十年窗下苦，不及一声嚎”之说。

旗人任官制度的影响

旗人仕途开阔，任官较为容易，以致于旗人获得了较多的官缺。地方上的某些旗缺、满缺，确实有行政方面的考虑，如长城沿边州县，往往蒙、汉杂居，确实需要满、蒙旗人充任官员理事。

但这种为了维持八旗统治地位的做法，弊端也是相当大。第一，导致官员队伍素质下降。不少旗人子弟只是依靠世爵世职恩荫进入官场，他们未必有汉员这样的能力，却进入了高官的序列，往往造成行政不利。比如苏昌，历任闽浙、两广总督，“其材具庸下，为僚属所揶揄，坐拥苞苴，初无善政”，他的儿子富纲“为滇督几二十年”，“目不识丁”，“合省传为笑柄”。

第二，皇帝往往以肥缺，肥差加惠于旗人和近臣，任人唯亲，这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加剧了政治生态的坍塌。比如说负责税收的关税监督，对于这种肥却官差的分配选任，六分之五为旗人，六分之一为给普通汉官，其中内务府包衣旗人又占其中的六分之一。而像崇文门税关就是设定为满缺，旗人中的蒙古、汉官也不得染指。

据清末吏员崇彝介绍，肥缺如三库（银库、缎库、颜料库）、三口（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税务监督，粤海关、淮南关监督、各处织造，都是旗人内选拔，粤海关一类的大肥差干脆是内务府司员充当的。

综上所述，从仕途上看，旗人明显比普通汉员要开阔，升迁的空间也更大。据《钦定八旗通志》的职官志部分来看，尤其是中央选任制度，完全是像满人倾斜。这样的举措对政治生态造成了诸多弊端，这也反映了清廷的民族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