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贺敏学在福建鼓山疗养院辞世了，享年84岁。让世人诧异的是，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离世时，其职位仅为副省部级。

最为重要的是，曾为革命身经百战、且七次负伤并曾被称为“井冈山第一人”的他，其一生却没有被授予任何军衔。

这种种，无疑是反常的。

正常来说，只要是能被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者，如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等等，其职位最低也是省部级，唯独贺敏学却仅是个副部级。

更让世人诧异的是：贺敏学死时职位之所以如此低，实是他刻意选择的结果。显然，选择“低”，不符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换言之，贺敏学之选择的背后，虽是刻意的结果，却也另有隐情。

贺敏学生于1904年，他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却最终走上了革命之路。关于这背后的原因，贺敏学的大妹妹、毛泽东第二任妻子贺子珍的评价大抵能说明问题，她说：

“哥哥之所以选择革命，是因为他看不惯富人欺压穷人，也看不惯洋人欺负中国人，在他看来，只有革命能改变这一切。他想做英雄才好咧。”

年少时，贺敏学的确一心想做英雄，所以当时的他也极其高调。而从他的一生轨迹来看，他当真是一个不怕死、敢逞强的主。

1926年，贺敏学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蜕变，他在这年的武装暴动、进军井冈山、突破长江天堑三大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也因为在革命中的英勇表现，而成了身份显赫的一位。

也因为这些殊荣，他后来被毛泽东赞为“三个第一”，即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

可也正是这之后不久，即1930年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对人生、对革命有了不同的理解。

这一年，贺敏学最好的同学、好友袁文才被杀了，而他之被杀还与他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袁文才参加革命后一直非常高调，因为功劳卓越，他甚至有些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在井冈山，他从来只听毛泽东、朱德的话，当然，偶尔，他对自己这个好友贺敏学的话还能勉强听进去。

袁文才并不知道，“从来枪打出头鸟”。不久后，早已看他不顺眼的湘赣边特委书记便伺机对他动手了。可叹，这袁文才也的确有污点：他早年做过土匪，加上后来又当过一次逃兵。最终，他们抓住这些把柄除掉了他。

在杀袁文才时，为了能一举得手，这伙人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法子：他们伪造了贺敏学的笔迹，将他骗下了山……

待到所有人都反应过来时，袁文才已经一命呜呼了。最致命的是，因为他的确有污点，所以贺敏学等想为他平反都已是不可能。

袁文成被陷害冤死后，他的部下倒戈，井冈山再次被土匪占领，革命党被迫离开了他们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直到1949年夏天，临近新中国成立时，井冈山才重新插上红旗。

这件事对整个革命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它自然也对贺敏学造成了极大影响。袁文才的死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满必招损，而且有时，这个“损”将是致命的。

也是从那以后，贺敏学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深觉政治之险恶的他，在坚持革命的同时确定了将自己藏于低处的为人处世策略。可人的本性从来很难改变，贺敏学自己也没想到不久后，他又再次“高调”了。

而贺敏学这次高调的起因，则得从他担任红二十三军参谋长说起。

1933年，贺敏学受命兼任红二十三军参谋长，他上任一个月的时间，便使红二十三军吸收了两千余人参军，很快该军便成了赣南战线最有力的主力军。

因为贺敏学的势头太足，几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王明等决定对他下手了。为了“名正言顺”地干掉贺敏学，他们给他罗列了无数罪名。很快，他便被囚禁了。

这次被囚禁期间，贺敏学想了很多。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自己未完的革命事业。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自己要想真的做点事，发挥自己的余热，非得深藏自己且低调为人不可。

1934年秋天，那个稻谷金黄的季节，贺敏学重获了自由。在贺敏学自己看来，这次重获自由，无异于重生。而重生后的他，无疑已再度蜕变。

这次重生后，贺敏学的职位被降低了，他由一个军参谋长变成了中央军区六局一科科长。这个职位之低微，几乎让人咋舌。它显然与“三个第一”的贺敏学之身份不符合，可贺敏学自己却不以为然。

被任命当了“小芝麻官”后，他只淡淡一笑道：“又可以革命了！真好！”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身边人一个接一个地升迁，唯独他贺敏学之官职却一直不见大升。身边人都多少为做出无数贡献的他鸣不平，可他自己却只笑笑就过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贺敏学的职位才终于爬到了他在1933年时候的“原职”：军参谋长。这种种，怎不让人唏嘘感叹。

到此时，贺敏学自己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可让他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身为毛泽东妻兄，且立下无数功劳、握了一辈子枪杆子的他，却在三年后收到了奇怪的“上级调令”。

这则上级调令的原文是：贺敏学转业地方，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这一年，贺敏学年已48岁，且已参加革命26年。

这个调令无异于让贺敏学“放逐”，因为它将意味着贺敏学必须放弃所有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想想，让一个拿枪杆子的人，去拿卷尺，这是何等的责难。

可贺敏学拿到调令后却不以为然，一旁的战友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道：

“老贺调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员还不到两年，刚把这里的一切都打理好，为什么要把他调走？再说老贺要功劳有功劳、要苦劳有苦劳，就算是调走，也应该往上调，调令里让他去做那什么副部长，这分明就是下调嘛！”

看着为自己鸣不平的战友，贺敏学眼眶湿润却终究什么也没说。

实际上，贺敏学也没什么想说的。自干革命那天起，他就在各个部队里走马观花似地转来转去，“调令”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于是，战友们再为他鸣不平时，他反而劝战友道：“军人就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地转换战场，毕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

调令正式下来的那天下午，贺敏学下班之后早早地离开了单位，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奔向刚刚成立的上海图书馆。没错，他打算从这一刻开始便恶补建筑工程类的知识。

“既来之则安之”，便是当时之贺敏学的格言，实际上，他也是如此做的。

走马上任那天，已经给自己做好思想工作的贺敏学精神抖擞。到达他所负责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时，他才知道：他面临的问题，远比他想象中要艰难。

原来，解放初期，整个上海的建筑都面临整修。经年的战乱，和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国民党的频频轰炸沿海计划，已经让上海“破败不堪”了。而此时，整个上海又急缺建筑人才。

面对这“老大难”，贺敏学也是一筹莫展。但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岂会轻易认输，在他的字典里世界就没有“办不成”这三个字。

办法从来是人想出来的，为了想办法，贺敏学一面不停地继续恶补知识，一面开始各种实地考察。

于是，上海街头便多了一位整天骑着自行车“乱逛”的“闲人”，这个人便是贺敏学。

每天天蒙蒙亮时，他就带着一本上海市地图和一支笔，一边蹬自行车一边留意路两旁的建筑，尤其是被战火摧毁的废墟和年久失修的民房；要是看到哪里在修房子，他还会下车仔细询问相关。

每日考察到接近上班时间时，贺敏学才骑着自行车赶往单位。

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贺敏学发现：很多有真才实干的建筑人才都在做类似于垒猪圈、盖厕所等的“不入流”的建筑工作。发现这一点之后，贺敏学就找来了相关负责人，问道：“上海有这么多建筑业的人才，为什么不请他们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呢？”

负责人听完，一脸苦楚地答道：“他们几乎都是旧人员，历史背景复杂，有关部门一直不敢用啊！”

在当时，社会旧人员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加上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活动猖獗，很多人对这些旧人员唯恐避之不及、引火上升。在这一背景下，这位负责人不敢聘请旧人员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也就情有可原了。

贺敏学听完后笑着对负责人说：“让他们自生自灭太可惜了，何不拿来为我们所用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的工作很难展开啊！至于这些人的历史问题，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嘛！”

因为贺敏学的这一提议，上海旧人员的问题被解决，同时，建筑工程部也汇集了足够的建筑人才。很快，原来困扰上海建筑工程部的老大难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没人知道，贺敏学用这些“旧人员”多少是因为他动了恻隐之心，他从小便是一个心肠很软的人。他最是见不得弱者被欺凌，看着“旧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他心里也很是难受。所以，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提议”，实际，是他老早就已经想好的。

贺敏学比谁知道，只有工程做好了，这些“旧人员”才能真正有出头之日，上海也才能尽快恢复以往的繁荣。

为了尽快完成工程，贺敏学日夜不停地扑在了工作上，除了之前每天“乱逛”，他一到单位就开始不断咨询各个工地的施工进度；中午，他则趁着工人休息的间隙到工地上慰问工人、勘查工程质量；每天下班之后还要抱着一大摞文件回家审阅……

在贺敏学等人的指挥下，1953年下半年时，建设工程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60多万平米的房屋建设，还解决了两万五千名建筑工人的住房问题。

1954年年底，建筑工程部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建成中苏友好大厦，这座建筑在建成当年就被评选为国家优质工程，80年代末仍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建筑！

然而，因为贺敏学的低调，后世的很多人虽知道中苏友好大厦，却鲜少有人知道：这个大厦是他的成果。

就在贺敏学在建筑上的成就越来越突出时，他竟再次遭到了下调。这一次，贺敏学被委命率队赴西安组建“国家建工部西安工程管理总局”。

如果说第一次调令还勉强能说得过去，贺敏学的第二次调令就很难让人信服了。可在如此大的不公面前，他再次对着为他鸣不平的战友道：“你们要理解组织的安排！”

这一次下调的地方是西北，当时的大西北的物资之匮乏、条件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此情此景，他的警卫员王茂良终于也忍不住开口了，他试探性地问：“首长，您真的愿意离开上海呀？”

贺敏学听了却并不说话，王茂良见状继续道：“我听说西北地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我怕首长到那边会非常辛苦。”

听到这儿，贺敏学感觉到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了，但他也并不正面回答，而只笑笑说：

“你这小鬼！以前打仗的时候我在延安，那里比西安条件还要恶劣，时不时还有敌人的飞机狂轰乱炸，在那里干革命怎么个辛苦你知道吗？现在条件好了，也没有敌人了，你怎么就要当逃兵，不想跟我干啦？”

王茂良听完首长这半开玩笑的话，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当即他便站起身大声道：“首长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贺敏学听完拍了拍王茂良的肩膀，打趣道：“你可要想好了，这不是过家家，要有长期在西安工作的准备，到时候可别哭鼻子想回家呀！”

王茂良留意到，首长说这话时，竟满是对他的关切而全然没有对自己即将面临之处境的任何担忧。他暗暗在心里叹道：“首长，真是好人啊！”

王茂良不知道，这句“好人”的评语，毛泽东曾两次用在了贺敏学身上。第一次是他和毛泽东私密对话时，另一次，则是毛泽东和女儿李敏私聊时。

贺敏学的确是好人，他的“好”之极致体现在于：意识到政治险恶后，他依旧没有放弃为国为民做实事。他一直将心扑在为国为民谋福利上，至于个人得失等，他从未在乎过。他甚至打心眼里觉得：只要让他继续发挥余热做事，受任何委屈他都认。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为能做事甘受任何委屈”的超然心境，贺敏学才能在艰苦的大西北扎下根来。

前往西北时，贺敏学还动员了大量上海的技术人员，他将这支支援部队称作“支援西部总队”。为了让更多的技术骨干到西部，贺敏学还决定将妻子和女儿也带到西安。

在贺敏学的影响下，华东建筑工程局共计两万多名职工以及他们的家属陆续奔赴西安。除了技术人员，贺敏学还为西安工程管理总局带来了拥有几百辆汽车的运输公司、材料公司、计划处、财务处，甚至把那边仅剩的两名一级工程师也带到了西部。

仅仅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贺敏学便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组建西安工程管理总局。

就在所有人都在为西安工程管理总局组建欢欣鼓舞时，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任命通知到了：贺敏学被委任为该工程总局的副局长。

这一次，贺敏学的工友们再也不干了，他们纷纷道：为什么不是局长，这分明就是欺负老实人嘛！

当即，他们还吵吵嚷嚷地闹着要去总局讨说法，贺敏学见了赶忙把他们召集到一起道：“搞建筑工程难免涉及征地拆迁等工作，这些都要由西安市委出面，局长的位置由西安市委的人来担任更合适！”

见工友们依旧不能理解，贺敏学语重心长地继续道：

“我们是来支援西部建设的，又不是来当官的，工作怎么方便怎么来。再说了，组织让我当副局长，是给我这把老骨头减轻负担，咱们不能辜负组织的一片好意，你们说对吧？”

贺敏学说自己是“老骨头”时，还特意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工友们一下便被他逗乐了。之后，大家便也只跟着他齐心做事，再也不提“讨公道”的事了。

这次事件后，贺敏学更加低调了。他知道，眼下这种境况下，只有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最低，他才能安心做点事。

也因为贺敏学的极度低调，且只一心闷头做事，他在西安期间，很多的“大官”都不知道这里来了一位“无产阶级老革命家”。

于是，1956年，贺敏学老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彭德怀到西安开会时，便发生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当天，彭德怀到达机场后，陕西省委委员都到机场迎接。彭德怀在人群里扫了一圈后，问：

“怎么没见敏学同志啊？”

省委的人听彭老总报了这个名字后，竟面面相觑了，他们都不知如何是好。

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知道，彭德怀点名要见的人，其来头肯定不一般，他们若不将此人找来，以他老人家的脾气，指不定会怎样地发火。

于是，省委连忙派人到组织部去调查，组织部的人却也只说“不知有这么一号人”。

这下省委的人可真急坏了，正当省委的人不知如何是好时，人群中有人道：“工程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名字叫敏学，不知道是不是这位？”

当省委秘书长在工程管理局找到贺敏学时，他正在工地上指挥工人干活。当天，他浑身上下都是灰土，整个人看起来都是灰头土脸的模样。

秘书长看着眼前的“灰土人”犯了嘀咕：这个土人，难道真是彭老总要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