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虽以《君主论》闻名于世，但其更推崇民主共和，主张法治

如今，当说某个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时，往往意味着这是一个老奸巨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马基雅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本人真的是要替狡诈的政客辩护吗？或者真的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他就是个人独裁统治的代言人？如果全面、深入地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或许就会发现这些都是极大的误解。

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由来，其理论源自马基雅维利1531年出版的《君主论》。

这是一部小册子般的作品，它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论述了国家领导人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这部作品在当时最惊世骇俗的地方，是它无比彻底的方法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对政治领导人的要求始终是德才兼备，而且道德往往还具有优先性，但到了马基雅维利这里，政治追求已经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了，只要管用就行。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也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的，就是说，在谈到权力的运用时，他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其他因素都要靠边站。这与传统的政治观，确实大相径庭。

马基雅维利对于君主如何获取与维护政治权力的建议，全都透露着自私自利的精明：君主应当既像狮子一样凶猛，又像狐狸一样狡猾；君主最好是既被敬畏又被爱戴，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选择被敬畏就要胜过被爱戴；君主应当避免被憎恨，因为很难去掌控那些处在这种情感状态下的民众；君主应当及早并尽快给予民众一切必要的打击，施人恩惠之事则要细水长流地进行；君主应庄重、果断和强势，不要显得举止轻浮、优柔寡断、柔弱不堪；君主应当将宗教信仰融入国家，而实际上并不信教；君主应当显得可信赖，但在必要时又要敢于背弃承诺。

马基雅维利的这些建议对现代读者已经不陌生。可以从绝大多数政客身上看到这类“自私自利的精明”。马基雅维利在此的贡献，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观，不如说是极为精妙地总结了一种“权谋术”。而这种权谋术，正是《君主论》500年来饱受争议的原因。

《君主论》

对《君主论》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厚颜无耻地为专制统治辩护，为达目的不择不择手段；一是它过于注重权力攫取与使用的方法论，这是政治顾问或智囊团的事，而不是政治理论家的作为。

但是，在批评《君主论》的同时，必须注意到时代背景以及作家真正渴望解决的政治问题。

从个人角度看，《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为了讨好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而作，他本想把它敬献给其当家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以期重新谋得一个显要职位。但他所敬献的“伟大的洛伦佐”对此无动于衷，马基雅维利无奈之下也就只能退而著书立说了。这是个人的不幸，却是思想界的大幸，如果他被重用的话，世上在多了一位平庸官吏的同时，也就少了一位承前启后的大作家了。

《君主论》虽然是一部个人的敬献之作，但实际上更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产物。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连接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的政治制度逐渐从封建制转向民族国家制。当时候一些列宗教改革削弱了欧洲的封建制，也削弱了教会的权力。伴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封建制最终被民族国家制所代替。民族国家制被定义为一块块拥有独立主权的领土组合而成的主体，各领土上的人民效忠于各自所承认的政府。

《君主论》写作的政治背景，正处于封建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时期。那时，如今作为民族国家的意大利被分裂成5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包括中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皇所辖的梵蒂冈、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东北部的威尼斯贵族共和国。这5个城市国家陷入一些列军事冲突之中，整个意大利四分五裂、民心涣散、腐败横行、暴力频仍。而在外部，还要同西班牙、英国、法国及其他主要的欧洲强国展开竞争。因此，意大利亟需统一统一，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谁最适合来统一的国家呢？马基雅维利以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想到了君主：“要建立任何一种秩序，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君主之治，因为在人民彻底的腐化堕落已经使得法律无法起到制约作用的地方，就有必要确立某种至上的权力。凭借君主之手，且依靠各种充分而绝对的权力，这种至上权便有可能遏制住权贵们的极大野心和腐败。”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当时作为教会国家，天主教在意大利几个城市的影响虽然是广泛的，但它太软弱，无法担起统一意大利的使命。对比之下，作为当时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在几个城市国家中最有能力统一意大利。意大利需要一位执政坚强有力而又娴熟的君主，“伟大的洛伦佐”即是马基雅维利的希望。

当时欧洲诸国的军事冲突，类似孟子所说的“春秋无义战”，彼此的征伐根本谈不上正义和公道，大家奉行的都是自私自私、尔虞我诈的丛林法则横行，这种局势下传统的正义统治观已经过时，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在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所做决策的情形中，有关正义或不正义、人道或残忍、光荣或可耻的考虑都应当置之不顾。之所以必须把所有其他的考虑因素都置之一边，实是因为惟一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全国家的自由和生存？”

正是认清了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才告诫当时的统治者：“你必须懂得两种斗争方法：其一是法律；其二是暴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的，第二种方法是属于野兽的、但由于第一种方法往往是不充分的，人们必须诉诸第二种方法。由此，对君主来说，有必要懂得如何同时使用野兽和人的方法。”

所以，无论就个人还是时代来说，《君主论》都是一部“权宜之作”。马基雅维利虽然认为君主不择手段是必要的，但这个必要的前提却是：身处一个极其复杂残酷的政治漩涡之中实现崇高的政治目的。

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没有强人统治，国家和人民往往会因为内耗而遭受更大的灾难。因此，《君主论》中的权谋，实际上是献给所有的建国（打天下）领导人的。而一个国家一旦建立，《君主论》这一套“权谋”也就过时了。

《论蒂托・李维前十本（罗马）史书》

马基雅维利因《君主论》而蜚声世界，但他最好的政治著作还不是《君主论》，而是另一部《论李维的前十书》。

如果说《君主论》是献给君主的，那么《论李维》则是献给民主的。这是马基雅维利最呕心泣血也最为成熟的政治著作。其篇幅是《君主论》的四倍之多，涉及内容也比《君主论》全面广泛。

在《论李维》中，他告诫共和国的公民、领袖、改革家和奠基人如何自我治理，如何捍卫他们的自由，避免腐败。书中讨论了古代与现代的共和主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古希腊罗马传统政治观的回归。

《君主论》的主题是君主，《论李维》的主题则是人民。在书中，马基雅维利最为明确地表现了他对罗马共和国的自由和自治的巨大热忱。

他认为，与创建国家不同，维护国家的生存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因为它是其公民所有美德的渊源。即使在一个君主国中，维护统治稳定的首要条件也在于它应当依法行使。为了防止非法暴力的发生，马基雅维利主张使用法律手段来制约官员们滥用权力的做法，并指出统治者目无法纪的行为和荒唐的扰民政策会引发政治危机。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马基雅维利还认为，“自由”、“人民主权”和行政权力的均衡与制约是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人民必须独立而强大，因为如果不把反抗的手段交给他们，便无法使他们具有尚武精神。在他看来，保障自由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平民参与政治，只有让平民参与政治才能让大多数人对政府和社会满意，因此人民应有任免官吏、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力。

在共和制度与君主制度之间，马基雅维利明确推崇共和制度。在他看来，在君主国之中只有君主本人的利益而没有社会共同的利益，而在共和国中则有社会共享的利益，正是这种共享的利益促使共和国取得不断的进步和繁荣。

以上所述，可以发现，那种认为马基雅维利是怂恿君主独裁统治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人民的共和统治，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环境考虑，他才不得不为君主们作“权宜之计”。比起人治，马基雅维利真正推崇的是古罗马式的民治、法治和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