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因政治野心和个人利益而多次改变立场，抗战时投敌当汉奸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一位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因政治野心和个人选择，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周佛海原名周福海，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897年5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信平乡（今凉水井镇）第八堡（今窝溪村）周家冲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周夔九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投入湘军幕府，立过军功，做官40余年，晚年曾赴福建省任县知事。周佛海12岁时，父亲宦逝福建。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周佛海等子女3人，日子清苦。宣统三年（1911年），正在私塾里读书的周佛海偶然读到梁启超写的《中国魂》，对文章中的许多新名词、新知识以及忧时愤世的议论感到十分新奇，受到启发，开始倾向于“新学”。民国六年（1917年）5月的一天，周佛海收到原来同窗好友从东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东京的生活费用并不很贵，每年只要150到160元，如果肯用功，一年后就可以考取官费，让周佛海也去东京上学。对于周佛海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7月，他辞别了母亲、师友，来到日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周佛海有惊人的理解能力，读书两年后，可以勉强给别人写信，三年后，能诗能文。他曾即兴作诗一首：莫道书生尽无能，面壁十载贮经纶；南阳诸葛隆中卧，笑将天下划三分。塾师眉批道：“少怀大志，他日必成大器。”

周佛海进入第八联合中学的第二年，爱国英雄蔡锷去世。周佛海作为学生代表在追悼会上发表讲话，慷慨陈词，激励同学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民族复兴而刻苦读书。他的讲演深深吸引了同学们，也显示出他对政治的初步关注和理解不久，周佛海受到了邓竹铭先生的影响，开始留心政治，撰写对时局与政治的评论文章。他热爱阅读进步刊物，如《新青年》等，这些阅读经验进一步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周佛海第一个站出来，提出“废除旧学规，争取自由”的口号，得到同学们的广泛响应。尽管因此遭到部分思想守旧的教师的警告，但他毫不理睬，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一次与校方的争吵中，周佛海因为维护学生权益，一怒之下撕毁了开除同学的公告，这一举动轰动了整个学校，也引发了辰州城的震动，成为沉陵第一次“学潮”。虽然因此被学校开除，但周佛海并未放弃求学的决心。他提出去长沙读书的打算，并卖掉家中的水田作为学费。在长沙打听到考学情况后，他决定前往上海寻找更好的学习机会。最终，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周佛海考上了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开启了他新的求学之路。进入一高以后，周佛海在学习上非常勤奋。当时他对俄国和德国革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社会主义书籍成了他课外阅读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明确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改造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

民国九年（1920年）的上海，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年仅23岁的周佛海从日本回国，经常出入《时事新报》馆，与主笔张东荪频繁讨论革命理想。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东荪将周佛海引荐给了陈独秀。

陈庆同

那时的陈独秀正着手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对这位年轻有为、谈吐不凡的知识分子格外赏识。很快，周佛海就成为了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

民国十年（1921年）7月，周佛海接受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派，从日本返回上海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唯一从境外返回参会的正式代表。除了他以外，还有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李达、李汉俊、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陈公博和包惠僧，从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周佛海，与其他12位代表一同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而年仅24岁的周佛海则被选为副书记，一时风头无两。

前一年夏天在上海时，他认识了一位女同乡、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杨卓茂的女儿杨淑慧。尽管周佛海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室儿女，但仍禁不住心迷意乱。相比较而言，在家乡抚育子女的老婆是个地地道道的、没有文化的农妇。而杨淑慧却是一个知书达理，热情奔放，又懂得民主自由的都市小姐。所以，民国十年（1921年）7月再次到上海时，周佛海便直截了当地向杨淑慧提出求婚。《时事新报》在此时曝出他在乡下已有发妻和子女的事实，而且还公开进行了讥讽：周佛海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要再度做新郎了。

由于周佛海事先并没有如实向组织汇报自己已有家室，所以此事搞得他颇为狼狈和被动。羞愧之下，他竟然一错再错，违反了党的规定不辞而别。不想，杨老先生却弄巧成拙，被他禁闭3天的女儿竟然从反锁的屋内跳窗而逃，与周佛海双双离开上海，同赴日本，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正当周佛海为自己毕业后的未来发愁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戴季陶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他去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广东大学的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请他兼任教授。于是，正在为生计发愁的他顿时喜出望外，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

周福海

这时的周佛海哪里还顾得上革命？他想的只是，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就没饭吃。在苦叹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的同时，周佛海放弃了眼看就将到手的毕业证书，于5月底匆匆赶到广州。

就这样，周佛海不但当上了月薪200大洋的宣传部秘书，而且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每月又可得240元大洋。面对每个月440元大洋的收入，周佛海大喜过望，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先前的预想。也就从这时起，周佛海不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也不再缴纳一分钱的党费，无形之中已脱离了共产党。

这一年的9月，周佛海正式脱党，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极为重大的转变。由此开始，周佛海不仅在政治上一步步堕落，在生活上也日益堕落。

事实上，戴季陶和邹鲁都是国民党内的右派，都是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顽固派。很显然，他们拉拢周佛海的目的并不单纯，就是为了利用他来“反共”。从此以后，周佛海开始整日追随戴季陶和邹鲁等人，成为了右派分子的“雇佣兵”。当时，他还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决裂，但言行却已经完全背道而驰，甚至还成为了反面典型，影响了一大批意志不坚定者。

改换门庭后，周佛海无所顾忌地成为了坚决的反共者，还公开叫嚣：“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

周福海

周佛海联络了广东大学的几名反动文人，联合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连续发表了“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章，有意破坏国共合作。

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迅速出现了分化。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接班人，导致了党内的实力派们蠢蠢欲动。经过了险象环生的明争暗斗，汪精卫成为了新的“一把手”，但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强力挑战。

在“汪蒋之争”中，周佛海最初旗帜鲜明地支持蒋介石。他不仅抨击汪精卫“亲共容共”，还特意“赠送”了十六个字的讥讽之词：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

通过卖力的演出，周佛海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不断对他委以重任。短短几年间，就从国民党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混到了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执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起了侵华战争。此时，向来亲近日本的周佛海已经倾向于妥协投降，但国民党内的态势还不明确，他只好选择了暂时进行观望。

周福海

眼见蒋介石继续坚持“剿共”，周佛海终于迫不及待地支持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同时，他还一再鼓吹“战必亡，和则未必大乱”的投降言论，引起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西安事变后，亲临督战的蒋介石遭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扣押，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陷入了哗然。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亲美派”展开了明争暗斗，周佛海也在暗中推波助澜。

在延安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也得到了释放，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开始打压何应钦等“亲日派”势力，周佛海也遭到了冷遇。他从追随戴季陶，一直爬到最高层，担任过蒋介石的个人秘书。只是由于周佛海的个人生活太不检点，蒋介石觉得他对自己的名声有不良影响，狠狠指责了周佛海。对此，周佛海耿耿于怀，转而投靠国民党另一派势力的头子汪精卫。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日军已攻占上海，南京告急。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地下室里，悄悄组建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秘密组织。这个看似雅致的名字背后，却暗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一些对抗战前景悲观的官僚，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和平方案”。一次聚会上，周佛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寻找一位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人物作为对日和谈的代表。汪精卫这个名字很快进入了周佛海的视线。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又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汪精卫无疑是最佳人选。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在国民党内，周佛海还曾公开抨击过汪精卫“假装左派”。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行了一系列大型会战，比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虽然说，这些会战都以失败告终，但却也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体现了中华民族誓死抗战的决心。

在进入相持阶段后，周佛海不断散播“抗日必败和中国必亡”的投降主义言论。而且，他还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做起了“行政院长”的美梦，暗中与之沆瀣一气。

周佛海和汪精卫密谋与日方暗中接触，还派出梅思平和高宗武作为代表具体接洽，在上海秘密签订了《重光堂密约》。很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先期准备工作。

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和同样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一起，追随汪精卫叛国，公开向日本侵略者投降，12月18日，周佛海和汪精卫以赴成都抗日演讲为名逃离了陪都重庆。之后，他们从云南转道越南河内，毫无廉耻地发表了一封“艳电”：“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和秘书长，还担任了财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掌管了汪精卫集团的财务大权。从此，周佛海成了地地道道的大汉奸，留下了遭世人唾弃的万古骂名。

随着“艳电”发表，全世界都震惊了。堂堂国民党副总裁竟然投降，令蒋介石实在是颜面尽失。当得知长期被自己信任的周佛海也是叛国主谋时，他变得更加怒不可遏。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公开谈话：“他们从根本上已经自绝于中华民国和全体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

汪‍兆铭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汪伪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自任伪政府的代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则担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了实权“二号人物”。对此，他还在日记中这样形容：“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新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成为汉奸卖国贼后，周佛海的第一个罪行就是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与重庆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对抗。为了抢夺国内的各种资源，他还发行了没有任何保证金的新法币，大幅加重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

相比于汪伪政权那些微不足道的伪军，周佛海在经济上的破坏威力更加严重，疯狂掠夺各种资源“以战养战”。

为了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日军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7日突然偷袭美军珍珠港，全面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不过，由于国力的巨大悬殊，美军很快就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劣势。

眼见国际局势的变化，周佛海开始惊惧不已。他已经意识到，日本根本不是美国的敌手，在日记中这样表示：“看来，我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军力，过低估计了中国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于是，毫无做人底线的周佛海第三次“变心”了，开始与重庆方面建立联系，算是为自己铺设以后的退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底，他暗中释放了被捕的军统特务程克祥等人，让他们带信给戴笠，表示自己愿意为重庆政府效力。

作为汪伪政权中最重要的特务组织，76号组织密切配合日军大肆屠杀反日力量。尤其是，他们几乎将军统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特务网络都铲除殆尽了。

为了铲除76号的领导人李士群，戴笠多次派出军统执行刺杀，可由于此人行踪不定而又防范严密，暗杀行动均以失败告终。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戴笠电令周佛海务必除掉李士群，算是他“回归”重庆政府的投名状。周佛海经过严密谋划，挑唆了76号与日本特务组织的矛盾，由日本特务出手将李士群毒死。通过此事，他终于得到了重庆的“接纳”。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了新的伪政府首脑。为了争夺“一把手”的位置，周佛海同陈公博彻底闹翻，已经难以继续在南京任职，于是他借助日本人的力量索性担任起伪上海市市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眼见日本已经投降在即，周佛海赶忙向重庆发去密电，表示自己愿意在国军光复华东地区前发挥积极作用，以防这些城市被共产党占领。电文中，他还露骨地向蒋介石献殷勤：“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这次马屁拍得极准，时机和力度也都非常合适，使得蒋介石非常高兴。于是，重庆政府不仅回电嘉奖周佛海“忠诚”，还寄去了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从此，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为了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队总指挥，统领所属的伪税警总团和伪警察维护上海和杭州一带的治安。实际上，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严防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严防共产党收复沪宁杭地区。

戴春风

日本投降后，举国上下都在严惩汉奸和卖国贼，周佛海却被戴笠秘密保护了起来，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他已经逃到国外或者死于战乱。不过，随着行踪曝光，社会各界都呼吁国民政府严惩他。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卖国巨奸被捕入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对日伪汉奸们进行公审，像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和陈璧君等人纷纷被绳之以法，不过周佛海却迟迟没有受审。原来，他担心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已经将当年的那封亲笔密信交由妻子杨淑慧保存，准备在关键时刻公之于众。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在重压之下决定审判周佛海，10月21日，南京朝天宫大成殿内，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进行公审。当天，闻讯而来的民众将法庭围得水泄不通。然而，站在被告席上的周佛海却显得异常镇定，面对检察官的质询，他甚至还不时露出微笑。庭审中，周佛海振振有词地列举了他的“六大功劳”：腐化日军、收回部分关税、签订互助条约、协助除奸、维持秩序、支持抗战。这番颠倒黑白的言论，引起了在场群众的阵阵怒骂。南京高等法院逐一列举了他的罪行，以通谋敌国和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法官宣布判处周佛海死刑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而，周佛海却仰天长笑，当场吟诗一首：“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妻子杨淑慧随即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不过很快就遭到最高法院的驳回。

当时，周佛海被关押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只等法院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了。

为了挽救周佛海的小命，杨淑慧倾家荡产凑足了十多根金条到处打点，终于见到了蒋介石本人。这个女人非常机敏，她深知拿那封密信威胁对方，不仅救不出丈夫，就连自己的性命都堪忧。据说，杨淑慧见到蒋介石后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地磕头求饶，还当面交还了密信。蒋介石见她如此识时务，只好淡淡地表示：“周佛海维持东南秩序有功，或者干脆投降了新四军，国民政府是否能体面进入南京城尚未可知。”

蒋瑞元

之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竟然签署命令特赦周佛海，文件称因周佛海在抗战末期“协助维持上海秩序”有功，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不过，遭遇了这一连串事件，周佛海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心脏病已到了晚期，只能依靠注射维他命和麻醉剂勉强维持。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狱方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写了一半的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此生亦不虚……”。

最令人可气的是，蒋介石竟然安排自己的“文胆”的陈布雷前去吊唁，立即就引起了举国上下的痛骂：各巨奸死后，有政府现任高级官员公开往吊者，周逆为第一人。

对于这种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蒋介石不仅给予了特赦，竟然还给出了这种礼遇，实在令人痛心不已！

周佛海死时，体重不足八十斤。这个曾经在政坛纵横捭阖的大汉奸，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尸体被草草掩埋，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就在周佛海死后的第二天，他生前的一位狱友透露：死前几天，周佛海曾经在监狱里四处打听共产党对待战犯的政策。显然，这个一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又想故技重施。只是这一次，老天爷没有再给他机会。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当天，有人在周佛海的墓前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牌位，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汉奸周佛海之墓”。没人知道这牌位是谁立的，但从字迹来看，显然是出自愤怒的民众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