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索甲案, 揭开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历史真相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五月，长安城爆发的“一日杀三子”事件震惊朝野，太子李瑛与鄂王、光王三人被废为庶人后处决。千百年来，唐玄宗因此背负“昏聩杀子”的骂名，但新近发现的张九龄神道碑却揭示：太子曾秘密索要兵甲二千副，这一铁证彻底颠覆了传统叙事。

《新唐书》将“三庶人案”归咎于武惠妃设局：她谎称宫中有盗贼，诱骗太子带兵入宫，再以“谋反”罪名构陷。然而细究之下，这则故事漏洞百出。太子若真能率兵直闯宫禁，说明羽林军形同虚设，这在森严的唐代宫廷制度下绝无可能。更蹊跷的是，更早的《旧唐书》对此事只字未提，仅记载驸马杨洄举报太子兄弟“常构异谋”。

史料的矛盾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唐玄宗为何宁杀亲子也不肯彻查？答案藏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一封密奏中。颍王李沄向父皇举报，太子李瑛竟向其索要兵甲二千副。这一举动无异于谋反铁证——唐代律法严禁私藏武器，太子却暗中积蓄武装，其意图不言自明。

面对太子的异常举动，唐玄宗曾咨询宰相张九龄。这位以耿直著称的名臣引用西汉田千秋谏言：“子弄父兵，罪当笞”，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家事”。他提醒玄宗：汉武帝因猜忌太子酿成巫蛊之祸，晋献公听信谗言引发晋国大乱，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但张九龄的劝谏暗藏政治考量。若废黜李瑛，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必将上位，武氏也可能成为皇后。这对于经历过武周代唐的朝臣而言，无疑是重大政治风险。然而玄宗已对太子失去信任，他将薛锈（太子妻兄）流放儋州作为警告，却未能遏制太子集团的行动。

更致命的是，李瑛选择在玄宗东巡洛阳期间行动。这一时机与710年李隆基诛韦后的策略如出一辙——利用皇帝离京的空档控制长安，进而挟制朝廷。当玄宗察觉太子竟效仿自己当年的夺权手段时，杀心已不可逆转。

耐人寻味的是，玄宗得知太子索甲后并未立即发难，反而秘藏奏章、流放薛愿，显然在给儿子悔改机会。但李瑛的持续动作，最终触发了帝王最深的恐惧——玄武门式的流血更迭可能重演。

“一日杀三子”本质是玄宗朝前期权力博弈的总爆发。太子李瑛的悲剧在于，他既缺乏李世民式的决断力，又缺少李亨（肃宗）的隐忍智慧，在武惠妃与李林甫的夹击下铤而走险，终致杀身之祸。而玄宗虽保全了皇权稳定，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十六年后安史之乱爆发时，再无名臣敢直言进谏。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封建皇权体系下，亲情永远让位于政治生存。当太子开始囤积兵甲时，他就不再是皇帝的儿子，而是必须清除的政敌。所谓“昏聩杀子”的背后，实则是冷酷的权力法则在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