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古装爆款剧《太平年》刷屏全网，除了跌宕起伏的权谋博弈、细腻动人的人物情感，剧中那位“八面玲珑、稳坐相位”的冯道，成了最具争议的角色。

有人骂他趋炎附势、毫无气节，侍奉过的君主换了一茬又一茬，堪称“官场墙头草”；也有人赞他隐忍智慧、心怀苍生，在乱世中凭一己之力护住万千百姓，是隐藏的“乱世脊梁”。

今天我们跳出影视滤镜，走进真实的五代十国，聊聊这位被骂了上千年、却又被严重误解的“官场不倒翁”——冯道。

读懂他，或许你就会读懂五代十国的乱世真相。

冯道（882年—954年5月21日），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泊头市交河镇）人，五代时期著名政治家，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十朝元老——

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前后为官四十余年，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堪称中国官场上的“活化石”。

要读懂冯道，首先要读懂他所处的时代——五代十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上承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下启北宋的统一，短短五十三年（907年—960年），中原地区先后更替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周边还涌现出十个割据政权，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在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年代，君主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官员命如草芥，今天还是当朝重臣，明天可能就因为改朝换代而人头落地。

而冯道，却能在这样的乱世中，历经十一帝而不倒，甚至每一朝都能身居高位，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不简单。

《太平年》中，冯道被塑造为权谋高手，擅长在各方势力中周旋，看似圆滑世故，实则暗藏底线。

但历史上的冯道，远比影视剧中更复杂、更真实，他的一生，是苟且与坚守的交织，是无节与有仁的矛盾。

冯道出身并不高贵，用《旧五代史·冯道传》的记载来说，是“为农为儒，不恆其业”的家庭——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家境清贫，但他从小就养成了孝顺好学、节俭刻苦的品性。

与当时晚唐士大夫的纵欲奢靡、好文务虚不同，冯道自幼酷爱读书，哪怕是大雪封门、衣食无着，也始终坚持读书不辍，久而久之，满腹经纶、学识渊博，在当地小有名气。

年轻时的冯道，并非后来人们口中的“软骨头”，反而颇有风骨。

他踏入仕途的第一站，是投奔卢龙节度使刘守光，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是个荒淫残暴、好战嗜杀的军阀，占据今北京一带，野心勃勃，一心想扩张地盘。

有一次，刘守光计划率军征讨定州，召集僚属商议，众人都争相迎合，唯有冯道挺身而出，直言劝谕，认为当时时机未到，贸然兴兵只会劳民伤财、自食恶果。这番话彻底惹怒了刘守光，他当即下令将冯道下狱，甚至打算处死他。

幸好后来有人求情，冯道才得以保命，但也被刘守光驱逐出府。

这次入狱经历，给年轻的冯道上了生动的一课：在乱世中，仅凭一腔热血和正直风骨，不仅无法成事，反而会惹来杀身之祸。

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明白“隐忍”的意义——唯有活下去，才能有机会做更多的事。

刘守光兵败后，冯道逃到太原，投靠了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担任巡官。

张承业十分赏识冯道的才华和品性，后来便把他推荐给了晋王李存勖（后来的后唐庄宗），冯道由此迎来了仕途的转折点，不久后便兼任河东节度掌书记，负责撰写军事、外交文书，处理各类行政事务。

李存勖与后梁交战期间，曾因一时恼怒，下令让冯道撰写文书，罢免前线指挥郭崇韜。

郭崇韜是后唐的开国功臣，战功赫赫，冯道认为此举不妥，不顾李存勖的怒火，当面谏阻，坚决不肯撰写文书。

他的这份勇气，不仅没有激怒李存勖，反而让李存勖对他刮目相看，也让他在朝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即位，建立后唐，授冯道为省郎，充翰林学士。

李存勖灭后梁后，又任命冯道为户部侍郎，冯道的仕途逐渐步入正轨。但好景不长，李存勖即位后沉迷享乐、荒废朝政，最终在兵变中被杀。

李存勖死后，李嗣源（后唐明宗）即位，重新起用冯道，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后来又升任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之位。这是冯道第一次担任宰相，也是他“宰辅生涯”的开始。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少有的明君，他十分信任冯道，而冯道也尽心辅佐，经常向他进谏，劝他体恤民情、轻徭薄赋。

有一次，李嗣源与冯道闲谈，说自己在位以来，天下太平、五谷丰登，颇有成就感。

冯道却没有迎合，而是引用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劝李嗣源不要骄傲自满，要始终心系百姓，体恤民间疾苦。

李嗣源听后深受触动，当即下令减轻赋税，安抚流民，百姓也因此得以喘息。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驾崩，儿子李从厚即位（后唐闵帝）。但仅仅四个月后，李嗣源的义子、潞王李从珂就起兵造反，攻打洛阳。

李从厚得知消息后，仓皇逃往父婿石敬瑭的军中，而作为宰相的冯道，并没有前去护驾，反而率领百官，主动迎接李从珂入城，拥立他为帝（后唐末帝）。

这是冯道第一次“换主”，也是他被后世诟病的开始。

有人骂他“忘恩负义”，辜负了李嗣源的信任，但冯道却有自己的考量——在当时的情况下，李从珂兵力强盛，李从厚大势已去，若执意护驾，不仅会连累百官，还会让洛阳百姓陷入战火之中。

他的选择，看似“无节”，实则是为了保全大局、减少伤亡。

但李从珂并没有重用冯道，他知道冯道擅长周旋，担心自己驾驭不住，于是免去了冯道的相位，让他去同州担任节度使，后来又召他回朝，担任没有实权的司空。

冯道对此毫不在意，依旧兢兢业业，从不抱怨，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也让他在后来的乱世中多次化险为夷。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借助契丹力量，起兵造反，推翻了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帝。

石敬瑭深知冯道的才华和威望，即位后立即再度拜冯道为相，还让他出使契丹，以表两国友好。

当时的契丹兵强马壮，后晋依附契丹而存在，出使契丹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既要忍受契丹人的蔑视，还要维护后晋的体面，很多大臣都避之不及，唯有冯道主动请缨，欣然前往。

出使契丹期间，冯道隐忍负重，面对契丹君主耶律德光的刁难和讥讽，始终从容不迫、不卑不亢。

耶律德光曾问他：“你为什么要来侍奉我？”冯道从容答道：“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只求能为百姓求一份安稳。”耶律德光听后十分赏识他，不仅对他礼遇有加，还想留他在契丹为官，但冯道婉言拒绝，最终顺利归国。

归国后，石敬瑭对冯道更加信任，甚至废除了枢密院，将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道，让他总揽中书大权，此时的冯道，达到了仕途的顶峰。

但冯道并没有恃宠而骄，依旧保持着节俭的品性，体恤民情，尽力减轻百姓的负担。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驾崩，石重贵即位（后晋出帝），冯道继续担任宰相，加授太尉。

但后来，石重贵听信谗言，疏远冯道，将他贬为同州节度使，后来又移镇南阳，加中书令。即便遭到贬谪，冯道也依旧尽心履职，安抚百姓，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以石重贵有反意为由，率领大军南下，攻破汴梁，灭亡后晋。

此时的冯道，又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要么以身殉国，保全名节；要么投降契丹，继续活下去。

最终，冯道选择了后者，转而侍奉耶律德光，担任辽的太傅。

这次选择，让冯道彻底被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后世骂他“卖国求荣”“寡廉鲜耻”，甚至有人说他是“汉奸”。但很少有人知道，冯道在侍奉耶律德光期间，曾多次劝谏耶律德光，阻止他滥杀汉民，挽救了无数中原百姓的性命。

当时耶律德光攻破汴梁后，打算大肆屠杀百姓，掠夺财物，冯道冒着杀头的风险，对耶律德光说：“当今天下的百姓，神佛都救不得，全靠皇帝陛下怜悯。”

耶律德光听后深受触动，最终收敛了杀戮之心，中原百姓也因此免去了一场浩劫。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耶律德光病逝，契丹军队因中原人民的反抗，被迫撤兵北还。

昔日石敬瑭的部下刘知远，趁机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夺取了中原政权。刘知远为了拉拢前朝遗老，稳定政局，即位后立即封冯道为太师，对他十分敬重。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刘知远的手下郭威起兵篡位，推翻后汉，建立后周，郭威即位后，依旧拜冯道为太师兼中书令，对他礼遇有加。

郭威死后，柴荣（后周世宗）即位，冯道继续担任太师，但此时的他，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年迈体衰。

柴荣即位后，一心想统一中原，打算御驾亲征，抵御辽和北汉的联军。冯道认为当时时机未到，柴荣年轻气盛，贸然亲征只会带来风险，于是极力劝阻。

但柴荣心意已决，不仅没有听从冯道的劝谏，还十分鄙视他的怯懦，不让他随驾出征，反而让他带病监修太祖郭威的陵墓。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郭威的陵墓修建完毕，不久后，冯道便病逝于家中，享年七十三岁。柴荣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他为瀛王，谥号“文懿”，冯道的一生，就此落幕。

冯道死后，关于他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痛斥他“无廉耻”“不知君臣之义”，认为他历仕五朝、侍奉十一帝，是“奸臣之尤”，甚至删除了《旧五代史》中对冯道的诸多赞誉，将他的传记从近五千字缩减至不到两千字。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冯道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乃奸臣之尤，万古之下，难以洗涤”。

后世的儒家学者，也大多沿袭了这种观点，将冯道视为“无节无义”的典范，唾骂了上千年。

但如果我们跳出“忠君”的传统框架，站在五代十国的乱世背景下，站在百姓的角度，重新审视冯道的一生，就会发现，他并非人们口中的“奸臣”，反而可能是一位“乱世救星”。

首先，冯道是一个极其清廉、体恤民情的官员。

《旧五代史·冯道传》记载，冯道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节俭的品性，“衣不过布帛，食不过蔬肉”，从不贪图享乐。

他的家乡闹饥荒时，他不惜将自己家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周济乡亲，而自己却住在茅草屋里，亲自下地劳动、上山砍柴，对缺乏劳力的人家尽力帮助。

在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年代，很多官员趁机鱼肉百姓、中饱私囊，而冯道却始终坚守底线，严于律己，尽力减轻百姓的负担。

他曾多次劝谏各位君主，轻徭薄赋、安抚流民，反对滥杀无辜，在他的努力下，很多百姓得以保全性命，勉强维持生计。

其次，冯道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他擅长处理行政事务，精通文书行政系统，在后唐、后晋两朝，他总揽中书大权，依靠自己的能力，维持着中原政权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哪怕是在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也没有让行政系统彻底崩溃。

更重要的是，冯道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

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儒家经典大多散失，百姓读书困难。

冯道担任宰相期间，主持雕版印刷《九经》，历时二十余年，终于完成，使得儒家经典得以保存和传播，也让寒门子弟有了获取书籍、接受教育的机会，为后世的文化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于他历仕五朝十一帝的“无节”，其实是乱世中的无奈之举。

在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的年代，忠君已经失去了意义——很多君主残暴无能、荒淫无道，不值得臣子以身殉国；而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更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求一份安稳。

冯道曾写下一句著名的诗：“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这句话，或许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放弃了“忠君”的虚名，选择了“利民”的实举；放弃了以身殉国的气节，选择了隐忍负重、保全百姓。

他知道，在乱世中，唯有活下去，唯有身居高位，才能有机会做更多的好事，才能挽救更多百姓的性命。

如今，千年过去，我们再来看冯道，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忠臣”或“奸臣”来定义他。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有“苟且”，有“圆滑”，有被人诟病的“无节”；但他也有“坚守”，有“仁爱”，有被人忽视的“大义”。

《太平年》中的冯道，只是他一生的一个缩影。历史上的冯道，没有影视剧中那么光鲜亮丽，也没有后世骂得那么不堪入目。

他只是一个身处乱世的普通人，一个有才华、有底线、心怀苍生的官员，他用自己的方式，在黑暗的乱世中，为百姓点亮了一盏微弱的希望之光。

五代十国的乱世，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年代，也是一个考验人性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有人为了名节，以身殉国，值得敬佩；但也有人为了百姓，隐忍负重，同样值得尊重。

冯道，就是后者。

他历仕五朝十一帝，不是因为他趋炎附势、寡廉鲜耻，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才华和智慧，有足够的隐忍和担当；

他被骂了上千年，不是因为他真的是奸臣，而是因为后世的人们，用“忠君”的传统标准，苛求一个身处乱世的人。

或许，冯道自己并不在乎后世的评价，正如他自号“长乐老”一样，他只想在乱世中，安身立命，多做善事，护一方百姓安稳。

正如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

这，或许就是冯道一生的真实写照。

读懂冯道，我们不仅能读懂一段混乱的历史，更能读懂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真正的强大，不是锋芒毕露、宁为玉碎，而是隐忍负重、顺势而为；

真正的大义，不是死守名节、以身殉国，而是心怀苍生、务实利民。

各位，你们心中的冯道，是奸臣还是乱世救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