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曾一直告诫自己的亲属们: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1974年的某天,哈尔滨空军航校的教师宿舍楼里,有个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满脸愁苦,听着老婆的唠叨。
这个男人叫徐双九,是哈尔滨空军航校的一名教师。
这时候,他爱人正一个劲儿地数落他:“你说是你的面子要紧,还是孩子的前途更重要?找领导要个当兵的名额就那么难吗?你好歹也是航校建校的元老了,就算领导不看这个,难道就真的一点都不顾及咱家叔叔的面子吗?要是爱萍一辈子都留在北大荒的农村,我可跟你没个完!”
徐双九被老婆唠叨得没了脾气,只能冲着发火的老婆讲:“行行,你别嚷嚷了,我去找校领导说说情,这样总可以了吧?”
徐双九的老婆为啥数落丈夫?原因特简单。她听说,今年航校有几个招女兵的名额。她就想到自家女儿徐爱萍了,心里寻思着,这要是女儿能被航校招去当学员,那可太棒了!
她爱女心切,让丈夫去找领导要个名额,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
徐双九的老婆对女儿的名额挺有信心的。为啥?因为徐双九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去东北的第二批航空干部。
1945年10月上旬,徐双九和其他几十名被选中到东北开展空军建设工作的年轻干部,被中央组织部召集到中央党校编好队之后,就离开延安前往东北了。
出发之前,毛泽东鼓励大家说:“到东北去就如同又一次万里长征,那儿的生活可艰苦了,不过那里可是大有可为的地方。”
中央可疼这批年轻干部了,给每个人都配了头驴子驮行李,这样他们就能轻装行军。这一行人打延安出发,路过清涧、绥德,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后,就朝着东北方向去了。
这种长途行军可太难了。徐双九记得,他们在朔县附近过封锁线的时候,天都很晚了。队长把所有人都集中在铁路旁的一个沟里,沟外面黑得啥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的,天上还飘着雪花。
队长让大家拿布把身上的碗还有水壶包起来,可不能弄出动静。就像人衔着枚,马咬着草那样,顶着漫天的大雪,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了封锁线。
1946年1月,队伍长途跋涉了两个多月后到达张家口,这下终于能坐上火车。
火车到了辽宁朝阳之后,他们就跟从延安出发的第一批航空干部碰了面,然后坐着几辆装满行李的胶皮轱辘大车,在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东北大地上,朝着航校所在的吉林通化方向进发。
呼气就会结霜,大家帽沿、露在外面的头发、眉毛、胡须都被染白了,看起来就像一个个圣诞老人。
解放战争的时候,航校为了不遭受损失,顶着敌人的炮火,先是从通化转移到牡丹江,接着又从牡丹江搬到黑龙江密山县,可就算这样,还是经常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
航校想要坚持训练,还得减少敌机空袭带来的损失。于是,就趁着一早一晚敌机空袭少的时候搞飞行训练。其他时间就把飞机推进掩体,让部队去开荒种地,跟空袭的敌机打游击。
1949年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在老航校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编,要组建7所新航校。就这么着,徐双九来到了哈尔滨,成了空军航校的一名教师。
徐双九的老婆觉得,徐双九有这样的资历,校领导怎么也得照顾下自家,给自家女儿一个入伍名额!
徐双九去找航校领导,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结果领导很为难地对他讲:
今年航校就俩女兵名额,够条件的女孩却有六个,真没多余名额给您女儿!这样吧,您上北京找您叔叔去想想辙,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学校弄来四个名额。要是四个名额不好办,那单给您女儿弄一个名额也成!
徐双九听说要去北京找叔叔帮忙,心里凉了半截。他清楚,叔叔不会给亲属开后门批条子的,之前他就吃过叔叔的闭门羹。
徐双九才到中年,几年前就得了糖尿病。那时候,他就找叔叔说,想调到北京工作,毕竟这样对自己治病方便些,可叔叔一次都没答应。
把一个人调到北京,这事儿对徐双九的叔叔而言并不难办。要是换做普通人,可能就会给自己侄子行个方便。但徐双九的叔叔可不同常人,他可是开国元帅徐向前。
回到家后,徐双九跟老婆说了学校领导的想法,可他老婆还是不甘心,一个劲儿地让他去北京找找徐帅试试,心里想着说不定徐帅就答应了。
徐双九拿老婆的固执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跟老婆讲,叔叔一向光明正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都不会用职权去给亲属搞特殊照顾的。
1949年,徐向前带着解放军把太原解放了之后,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就跑来找他,盼着他能给帮着谋个官职当当。
徐向前,就跟这些亲戚掏心窝子,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耐着性子劝他们,让他们踏踏实实在家种地。有个本家的堂侄子特别不明白徐向前为啥这么做,还说徐向前“不近人情”,“六亲不认”。不过不管别人咋说,徐帅这种忙是绝对不会帮的。
后来,徐向前的两个亲姐姐也找过来了,想着徐帅能在生活上帮衬一下她们。这两位亲姐姐的要求也不高,可这却把徐向前给难住了。
按道理讲,两个姐姐的儿子都投身八路军了,最后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姐姐的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可徐向前哪来的钱能帮姐姐?
思来想去,徐向前只能跟姐姐说实话了:“姐,我这个司令和国民党的司令可不一样,我是个穷司令!咱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不能光想着自己。你们来住些日子我很欢迎,我吃啥你们就跟着吃啥,我也没什么能给你们的,东西都是公家的!”
在徐向前那儿住了几天后,两位姐姐发现徐向前这个司令确实和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下,她们就相信弟弟说的话了,然后就主动回了老家。
徐双九听两位姑妈讲过这件事,所以,他没指望徐向前给他这个侄子行方便。
可徐双九的老婆就是不死心。她寻思着,叔叔可是军委副主席,这么大的官儿,给侄孙女解决一个当兵的名额,这又不是啥违法的事儿,咋能算走后门?而且,学校领导不也提议让自己丈夫去找徐向前多要点名额嘛。
徐双九让老婆逼得没辙了,只能壮着胆子前往北京。那时候徐向前因病正在住院,徐双九就赶忙到医院去看望,趁着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跟徐向前说了,求叔叔破个例帮自己女儿一回。
徐向前本来就不太高兴徐双九丢下工作跑到北京来,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侄子是关心自己的病情才来探望自己的,所以一时之间也不好发脾气。
侄子表明真正来意后,徐帅干脆利落地回应:“不行!当兵本是好事,但走后门就变坏事了。孩子们想当兵就得按正常手续来,不能走后门,要走前门!”
徐帅一番话,说得徐双九脸红红的,头也低了下去。
徐向前瞅着面前的侄子,语重心长地讲:“你去跟爱萍说,想当兵就得自己努力,这样才算是徐家的好娃子!我这儿可一个多余的名额都不会拨的。爱萍这次要是当不成兵,只要她老老实实地做事,也一样能有前途!”
徐双九清楚叔叔的性子,没办法,只能把徐帅的意见回去传达给女儿了。
徐爱萍可没让徐帅失望。她把徐帅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工作起来更加积极了,最后还光荣地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9年高考恢复之后,徐爱萍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考上大学,成为了恢复高考之后的头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在武汉的一所大学当老师,再后来,她就在这所大学的教学督导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上退休。
徐帅没帮侄子徐双九的忙,他老是告诫自家亲属:“路得自己走。”
徐帅的家里挂着他给子女们写的一句警语:“不管大事小事,说话贵在能实行,做事贵在有成果。”他言行一致,说得出就做得到。
徐帅的二女儿徐鲁溪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她主持的项目还拿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不过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一家三口只能挤在8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单位调整住房,这条件才变好的。
就为这事儿,徐向前可对她好好地“审”了一通。到最后弄明白了,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没有特殊照顾这回事儿,徐向前这才把心放下了。
对此,两人回忆道:“爸爸老是叮嘱我们,得赶紧去掌握、钻研新事物,尤其是科学技术。他特别怕我们不追求新东西、没上进心,可从来没担心过我们能不能当上领导。”
徐帅对自家亲属要求可严,不过,他心里一直挂念着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
每年,都有一些从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这些革命老区来的乡亲们,专门跑来看望徐帅。徐帅每次都特别热情地招待他们,很亲切地问他们,老区群众生产干得咋样,生活过得好不好,还有没有啥困难。
1981年的时候,徐帅家里来了好几位从大别山区来的客人。徐帅向大家询问生产和生活的情况,那些客人们都挑着好听的话来说。
徐向前听着听着,感觉不太对劲儿,就把他们的汇报给打断了,直截了当地问:“老区现在有没有人还吃不饱饭?那些最穷最苦的人家,日子过得咋样?”
几位客人面面相觑,一下子不知道咋回答才好。最后,徐帅当年的一位老部下站了出来,说道:“要说特别穷的人家,那可真不少。徐帅,您应该还记得七里坪吧?那儿有些群众,全家就只有一条稍微好点的裤子,谁要出门谁就穿,其他人就只能穿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裤子。”
有户姓王的人家,一共七口人,却只有六个碗。这要是一块儿吃饭,那就得有一个人干等着,得等别人吃完了,才能去盛饭……
听到这话,徐向前“噌”地就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问道:“啥?七里坪现在还有一家七个人却只有六个碗的情况?”
七里坪,就在湖北省红安县,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乡村。但可别小瞧它,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黄麻起义的发源地,而且还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这三支红军主力部队都诞生在这里,这儿还是秦基伟、徐深吉、郑位三等143位共和国将军以及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家乡。
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西门外的河滩上开了个大会。就在这个大会上,宣布把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就当上了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帅,对这个地方那可是感情老深了。
七里坪的乡亲里有一家七个人却只有六个碗,徐向前听说这事儿后,心里就一直牵挂着老区人民,连着好几天都高兴不起来。
给党中央的报告发出去没多久,徐向前就到82岁生日了。秘书和家人打算给他弄一桌简单的家宴来庆祝,却被徐帅给拦下了。
徐帅的儿子徐小岩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候徐帅得知家人要办个家宴,就沉着脸跟母亲黄杰讲:“过什么寿!可别忘了,老区还有人连裤子都穿不上,一家七口却只有六个碗!”
【五、】徐帅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格,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样,要求他们好好工作、遵守纪律,不许搞特殊。
20世纪60年代初,徐向前身边多了个负责机要工作的年轻秘书。这秘书是某个领导的亲戚,就这么着,他在工作上对自己要求有点松,时不时工作起来就不太负责。
徐帅察觉到这个问题后,就跟这位年轻的秘书聊了一次。他十分严肃地讲:“打仗的时候,机要工作可是首长的耳目。”
没耳朵和眼睛还咋打胜仗?所以,咱们党一直都特别信任、特别爱护机要人员。有时候为了战斗胜利,为了让文电能畅通无阻,那是不惜牺牲的。毫不夸张地讲,机要就等于生命,机要就意味着胜利。
秘书到这时候才晓得,自己平常工作老是吊儿郎当的,都被徐帅给发现了,一下子有点慌了神。
他老早就听闻徐帅对身边的人要求特别严格,都已经做好挨一顿批的准备了,可徐帅,不但没批评他,还很诚恳、很耐心地对他讲:“机要人员那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你给我当秘书,我可得提醒你,可不能有特权的想法,别老想着能有特殊照顾,更不许提特殊要求!”
打那之后,这个秘书就完全改变了以前的行事风格,变成了徐帅身边最得力的帮手。再后来,他被调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慢慢地就当上领导干部了。每次他回想起在徐帅身旁工作的那段时光,都会满怀感慨地说:“当年要是没有徐帅的耐心教导,哪有我现在!”
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辗转到川陕的时候,那条件可艰苦了。但是徐帅带领的四方面军,一直都没扔掉他们的通信设备。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徐帅还指挥部队构建了长达几百公里的电话网络。
解放之后,徐帅对部队的正规化军事教育那可重视得很。他觉得在现代化的情形下,军队干部必须得经过院校的正规化培养才行。
徐帅老是叮嘱子女,做人就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打小,徐小岩就被送到北京西山脚下的八一小学了,像其他同学似的过着寄宿制的集体生活。
周末,有些同学的家长会开着公家的车来接孩子。徐小岩那时候特别羡慕,就跟父亲提了这个要求。徐帅一听就生气了,这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还是培养啥?
在徐帅的关心下,周末来接孩子的汽车差不多都看不到了。每到周末的时候,徐小岩就会约上几个关系好的同学,一起走着回家。八一小学离徐帅住的地方特别远,有十几公里,而且是一条非常简陋的土路。
徐小岩仍记得,那时路边开着一种淡紫色的二月兰。微风轻轻一吹,绿草和紫花就摇晃起来,还发出“脆响”。在这条路上,孩子们一路欢蹦乱跳地朝着家的方向飞奔……
徐帅这一辈子都对党和人民尽心尽力。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是不想自己去世后给党添乱。
1990年6月,徐向前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徐帅即便躺在病床上,也很严肃地跟子女们讲:“我走了之后,一不许搞遗体告别,二不准开追悼会,三得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这一辈子,就如同他最爱的于谦写的那首《石灰吟》所描述的一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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