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税战，回看人工成本差异的成因，展望未来可能的变化

美国的餐厅服务员每月平均收入2000多刀，而国内两三千米，难道美国人端的盘子要贵些吗？显然不是，这是由当地的竞争加上最低工资标准和小费文化等共同作用所形成的。

是不是说，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美国的工人和服务员像某些国家的该类工作一样惨呢？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证据就是卓别林的电影，虽然经过了幽默大师的艺术加工，但这些加工的材料显然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

那是不是中国和印度也制定一个和美国差不多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呢？

虽然我强烈主张把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大幅提高至真的有参考意义的程度。但还是没有条件和美国看齐，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标准，绝对不是有良善的愿望就能解决好的。何况我们在现实中，很难看到这种愿望。

也就是说，产生这些差异更深层次原因是生产力，服务员相对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的收入，其实就是其他高效率的行业让出来的。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行业从业者主动让出来的，而是，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下，伺候有钱人就是需要多收入，除了有经济因素，也有社会和人文因素。

道理很简单，让一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人给你端出来的美食，你似乎也就没有多少胃口了。何况还涉及到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在老觉得服务员就要把你毒死的情况下，你吃起来也不会放心。

经济因素还是主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多的赚钱的行业和有钱的消费者，才会有能力来让渡给从事相对简单劳动的人。如果整个社会中，主要的消费群体都是打螺丝的和插秧收小麦的，他们就算觉得食品安全也很重要，但却没有能力来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

当然，并不排除在这些穷国家，有一群比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的人还过得更好的群体，他们各方面的实力都具备。但这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一个村就只能有一两个地主，地主多了，谁来干活呢？

综合上述情况得出结论，低收入人群，也能取得相对高的收入，需要具备至少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一是当地有足够多的可以挤出油水的行业和相对富裕的消费群体。

二是在分配政策上，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障部分人的最低收入，哪怕牺牲一部分效率，也在所不惜。

三是那些让渡出来的群体，觉得这样也是公平的。不见得都完全赞成，但不会有太多的反对和抵制；至少他们不会利用掌握优势资源的地位，来不断强化对低收入群体的优势，甚至动用一些中古时代常见的阴险手段。

为什么要说服务员，而不是工人呢？因为美国等很多国家已经把制造业向外转移了，工人的数量比较少。但服务业却很难转移，我们四川的服务员价格便宜，但是他们不能白天去美国当服务员，晚上再回家吧，至少现在的交通条件，还远远达不到。

那么能不能也浪费一下？就算在美国生产服装鞋帽是不划算的，也强制这样做，他们想到的实现手段，就是大幅加关税。

理论上并非不行，参照服务员的标准，继续“浪费”不就可以了。结果当然就是生产出很多天价的普通商品，此时的消费者，要么就是提高收入，要么就是减少消费量。

关税战导致的影响一定会让大多数人的收入很难提高，就只能减少消费了。如果减少的消费，对大多数人只是减少了浪费的话，这不正是所谓的低碳社会或者集约型社会吗？

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减少了消费，就会影响正常的生活，那么，有没有合理的救济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关键。对那些救济手段本来就比较少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当然也会在贸易战中受到收入下降的影响，有些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按比较优势理论，本来是有可能来让多国的民众都提高生活水平的，偏要把高低成本错配，最后全浪费掉。这就是任性，地主家的孩子才有条件这么任性。结果可能是，熊孩子少赚钱，穷孩子苦不堪言。

有没有一种可能，穷孩子借这个机会翻身呢？理论上还是有的，那就是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优势，主要解决自己需要的问题。现在没有以前天天看着就烦的收租人了，喜欢小麦就种小麦，喜欢玉米就种玉米，不就完了吗？关键是谁的喜欢才能算数，穷孩子们内部，又怎么来分小麦和玉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