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起、陈洪：王嘉《拾遗记》与“拾遗”类小说的演进

《拾遗记》又称《拾遗录》或《王子年拾遗记》，最初由后秦道士王嘉编撰，经南朝萧绮整理辑录而成。

明刊本《拾遗记》

该书载录君王轶闻、异能神迹、谶纬灾异，篇末一卷记昆仑、蓬莱等仙家名山。《拾遗记》的体例历来颇受关注。李剑国先生称其为“杂史体志怪”[1]，也有论者认为该书是杂传与地理博物结合的产物，具有“一书兼二体”的特征[2]。

陈文新先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将《拾遗记》作为文言小说的一类，名之曰“拾遗体”，认为“拾遗体是杂传、博物体、搜神体在辞赋的藻饰之风濡染下结合而成的”[3]。

“拾遗体”是今人对古小说的体类划分。相比“志怪”“博物”“宣教”等早期小说，“拾遗小说”与史传的关联更为紧密。

相关作品，如王嘉《拾遗记》、葛洪《西京杂记》、佚名《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体现了遗事轶闻由史料转化为小说的过程。唐代之后，拾遗小说又有发展，出现《开元天宝遗事》《大业拾遗记》等历史小说的雏形。

以往小说研究对此虽有论及，然而，对于拾遗类小说的内涵、外延及其衍变发展的小说史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拾遗记》的两次编纂及其所效“纪传”之体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载录了两种《拾遗记》：

一为《拾遗录》二卷，题“（后）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又有《王子年拾遗记》十卷，题“萧绮撰”[4]。

王嘉，字子年，道家方士，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后赵至后秦之间（约为四世纪中后期），史载“石季龙（石虎）之末，（王嘉）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5]。嘉后为姚苌所害。至于萧绮，史传无载，齐治平点校《拾遗记·前言》推断他是南朝萧梁宗室[6]，大体可信。

《拾遗记》的编纂经历两个阶段。该书最初题名应为《拾遗录》，即《隋志》所录“二卷本”，编纂者是王嘉，书中提及“石氏破灭”，成书当晚于后赵亡国（公元351年）。

《王嘉与拾遗记研究》

南朝萧绮整理旧本，在文中增加评述，又作重新编排，故有《隋志》所载十卷本的《王子年拾遗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两卷本、十卷本的《拾遗记（录）》。南宋之后的官私目录，仅见有萧绮整理的十卷本，两卷旧本应是在宋代之后失传。

今本《拾遗记》卷首载录萧绮的序文，从中可见《拾遗记》体制原貌及萧绮再编要旨，序文节录如下：

《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意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颇缺略。绮更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随所载而区别，各因方而释之，或变通而会其道，宁可采于一说。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7]

据萧绮序言，王嘉《拾遗记》记载了羲皇至西晋的奇闻异事，“十有四代”即三皇（伏羲、炎帝、皇帝）、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汉、魏、晋，“五运因循”附会了“五德终始”之说。对比十卷本《拾遗记》纲目，可知萧绮整理旧本，基本沿用了原书的体制结构。

明万历间汉魏丛书本《王子年拾遗记》

《拾遗记》以历代君王为纲目，采摭各个时期的历史轶闻、奇人异事。书中所载君王，皆烜赫一时，颇富有传奇色彩。如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穆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在正史中的记载虚实相间，坊间传闻也累世不绝。

王嘉采摭旧说，以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帝王为中心，勾连同时代的奇人异事。如卷三“周灵王”一章，旁及孔子神异降生、韩房献玉以及师旷、老聃、师涓、子韦等人奇遇，篇末又附录范蠡隐退一事。

在以往的研究中，《拾遗记》或被认为是杂糅各体，主要依据是该书在内容上近于“志怪”，材料编排类似编年，再加之书中有专章记述神山，与地理博物相似，故有“一书二体”“一书多体”之说。

事实上，《拾遗记》主要效仿的是纪传体通史，在体制上融合了本纪与列传的特点。具体而言，帝王之事可视为“本纪”，奇人异事可看作“列传”。至于文末所记神山，则是仿照《史记·货殖列传》《汉书·沟渠列传》。

《拾遗记》脱胎于史家纪传，《隋志》将其并入杂史。随着小说观念的演进，宋代之后的目录家因该书近于志怪，转而称其为小说。

《拾遗记》效仿纪传之体，并非偶然。汉魏六朝，有一些和《拾遗记》相似的作品，如《帝王世记》《三五历记》。这些作品虽已散佚，却可据佚文知晓其大概。

《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汤江浩、黑金福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述三皇以来历代帝王的事迹，可以说是历代君王的本纪。三国时，徐整编有《三五历纪》，叙三皇五帝开天辟地之事，也是以纪传为体，史实与传闻相杂。

上述作品连同《拾遗记》，都属于仿效纪传体史书的野史杂传。纪传或传记的优势在于突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吸纳各种史料，且能够根据人物身份之不同，因事、因言而记人，体制严整却不失灵活。《拾遗记》所记人物，有君王，也有方士，上下相悬甚大，史料性质也不尽相同，以纪传为体是最合理的选择。

《拾遗记》依托纪传之体，既可提升野史传闻的史学品质；也可以整齐神异叙事，为作品的传世创造条件。萧琦称王嘉有“搜撰异同”之功。所谓“异同”，主要针对前代典籍已载或未载之事。神异之事，本不成篇什，王嘉却能将零散的奇闻轶事结撰成篇，足见作者镕裁之心。

譬如，书中“秦始皇”条记始皇遇骞霄国画工“含丹青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8]，又云“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9]。上述记载皆不见于前代文献。苏秦、张仪遇鬼谷子，《史记》《论衡》虽有涉及，却与《拾遗记》互有异同。

清光绪崇文书局刊本《拾遗记》

再如卷三记“穆天子”乘八骏巡游，《史记》《博物志》以及西晋出土的《穆天子传》皆有提及，《拾遗记》所载更为丰赡华丽。

王嘉长于卜筮，史载其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尟能晓之，事过皆验”，“苻坚累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好尚之士无不师宗之”[10]。正如许多陷入政治纷争的方士，王嘉因为得罪姚苌而死于非命。

汉魏之际，游走朝野的方士将占卜之术、谶纬神学及天师道术法相结合，言说灾异，变幻莫测，祥瑞奇迹，一时竞起。《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费长房、左慈等奇人异士。三国、魏晋之间，又有管辂、于吉、葛洪神通灵验，事迹广见于史传杂记。

王嘉“好为譬喻，状如戏调”[11]。所谓“譬喻”，即借彼喻此。桓谭《新论》论小说曰“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2]。

寻其名义，乃是以故事陈说道理。而“戏调”，即谐谑。《史记•滑稽列传》载优孟、淳于髡、东方朔等机巧善辩之士，多能剧谈。葛洪《抱朴子·行品》云“士有机变清锐，巧言绮粲，揽引譬喻，渊涌风厉”[13]。

王嘉生前善于言说故事，结合其方士身份，《拾遗记》是要借纪传之体为方士张目。王嘉以历史上神异故事宣扬神秘主义，暗示冥冥中神异的存在，变幻莫测的道术则是沟通现实世界与神秘力量的途径，史家的纪传之体为其所用也在情理之中。

《拾遗记》经萧绮再次编纂，内容、体制均有变化。萧绮对《拾遗记》文辞多有润色。正如萧《序》所云，旧本《拾遗记》“辞诞迂阔”，有“繁冗”之弊。萧绮征实其迹，删繁就简，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今本《拾遗记》辞气顺畅，似经过镕裁藻饰，其中多有萧绮之力。

中华书局整理本《拾遗记》

萧绮重整《拾遗记》，体制上最明显的改变莫过于增加了“录”。“录”原本是纪事之体，《隋志》载有《南燕录》、汉末赵歧《三辅决录》。萧绮的“录”或在文末，或在文中，形式类似纪传体史书的论赞。萧绮的“录”用以诠释《拾遗记》所载之事，主要作用有三：

一、补充史料，征实其事。如“三皇”条，引录《周易》补叙伏羲之事，以经典所载补王嘉所记。

二、以史为鉴，议论得失。如西晋亡国，萧“录”总结道“四夷侵掠，骄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业，莫此比也”[14]，算得上是颇有见解的史评。

三、考辨神异，阐幽发微。萧绮将历史征实与神道诡异相调和，如在大禹事迹评述中，萧绮之“录”既承认“神迹难求，幽暗罔辨”，又辩称“远古旷代，事异神同”[15]，试图弥合历史叙事中尚实与神异的矛盾。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萧绮通过完善文体，将《拾遗记》纳入史学范畴。然而，“萧录案语”又体现了南朝史学的时代特色。

一方面，圣王之道、春秋之法仍然主导史家话语；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的谶纬之学融入历史，神异之事有了更为合理的阐释。

萧绮的史学思想在南朝颇具有代表。史载南朝萧梁整理谶纬典籍，《文心雕龙》也有《辨纬》一章，讨论谶纬之学的文学意义，是“文之枢纽”的一部分。

谶纬史观给予神话传说、奇闻轶事乃至鬼神之说极大的生存空间，《拾遗记》也因此形成两种话语：一种是王嘉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宣扬神道信实不虚；另一种便是以天人感应统摄神道与人道，将神异之事纳入史家正体。两种话语共存于同一作品之中，相互激荡而呈现出斑驳陆离之象。

二、拾遗类小说的形成

汉魏六朝时期，有几部与《拾遗记》类似的作品，如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殷芸《小说》以及撰人不详的《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

上述作品依据旧有史料辑录整理而成，兼有杂传、杂记之特点，是史传向小说的过渡。在此不妨以王嘉的《拾遗记》为代表，名之曰拾遗类小说。

之所以名之曰“拾遗”，而不是“西京”或其它题名，主要是“拾遗”二字最能体现此类作品的特点。常言“路不拾遗”，《战国策》《史记》早有此成语[16]。在汉代，又有类似谏官职能的“拾遗之臣”[17]，司职查漏补缺，建言献策。

《说苑校证》

“拾遗”一词用于著述，便以野史杂记补史之阙，采摭史、子之文集腋成裘，与早期遗闻轶事类小说的内涵颇为贴切。

拾遗类小说的出现与文献整理有关。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新序》便是史料拾遗的成果。史载刘向任校书郎，据中书典藏，辑得《说苑》《新序》《列女传》。

《说苑》主要收录周汉间的轶闻轶事，内容多载士人言谈，颇似《国语》。为了方便使用，《说苑》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二十专题，人物故事各以类从。

《说苑》之外，刘向另有《新序》传世，内容与《说苑》互有重复，经编者删繁去冗，独立成书。

今本《新序》十卷，除去“刺奢”“节士”“义勇”“善谋”等专章，另有五卷署名“杂事”。所谓“杂事”，大多见于周汉文献。如“晋文公逐麋”见于《左传》，“曾子杀人”见于《战国策》。

《刘向评传》

刘向编撰《说苑》《新序》，将其作为基础史料，供日后之需，取材范围不限于高文大册。曾巩《说苑序》云“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18]。高似孙《子略》称“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19]。《说苑》《新序》是刘向校书的副产品，两者是轶闻、传说的文献集成，对后世著述编撰多有启发，其中包括《拾遗记》与《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的成书与《拾遗记》有相似之处。

《隋志》史部“旧事”著录《西京杂记》二卷，不题撰人。西晋葛洪为此书撰写序跋，自云“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原书一百卷，“洪家具有此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20]。

根据序文，《西京杂记》的第一作者应是刘歆，此说受到后人质疑。余嘉锡称《西京杂记》“盖即抄自百家短书，（葛）洪又以己意附会增益之，托言家藏刘歆汉史”[21]。鲁迅也认为“既托名于歆，则摹拟歆语，固亦理势所必至矣”[22]。作者刘歆说因无旁证，学界仍倾向于将《西京杂记》的编者定为葛洪。

《西京杂记》辑录旧闻，书中的文献来源较为博杂。譬如，“大驾骑乘数”载西汉祭祀典礼的车驾规格，具体而详细，不似好事者捏造。“上林名果异木”，列举上林苑名贵果木百余种，如数家珍，篇末云“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23]。据此可知，果木清单应源于皇家文献，“余”是记述人，也是转录者。

又如“曹敞收葬”，记平陵吴章为王莽所害，门客曹敞毅然为之收葬，作者自称少时听闻此事。“昆明池中船”言昆明池楼船之盛，篇末云“余少时犹忆见之”[24]，又似耆旧追忆往昔见闻。

旧抄本《西京杂记》

此外，“匡衡凿壁借光”“忘忧馆时豪赋”“霍妻双生”“画工弃市”，皆西京名人轶事。这些轶事或见于经史杂记，或流布于市井坊间，编者一并收录，又将其中与《汉书》重复的删去。

《西京杂记》在文献转抄中逐渐形成定本，《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也有相似的编撰过程。《故事》《内传》旧题班固所作，通常认为是魏晋后的人伪托[25]。汉武帝刘彻，《史》《汉》皆有本纪。

相对而言，《汉书》主要记述武帝的政治事迹，《史记》偏好武帝求仙之事。东汉以降，有关汉武帝的坊间传闻很多，这些传闻为好事者所喜，成为汉武帝故事系列。

其中，以武帝命名的，除《内传》《故事》，还有《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此外，《十洲记》《西京杂记》《拾遗记》也载有不少汉武帝轶闻。

明刻本《汉武帝内传》

《内传》《故事》是汉武帝奇闻轶事的文献集成，《内传》以汉武求仙为主，拔奇取异，详于武帝与西王母相会；《故事》以武帝一生为线索，虚实相间，俨然是一篇武帝传记。两部作品采摭传闻，辑录成书，体例对史传多有借鉴。

“内传”之体本源于经史之学。《左传》又被称为《春秋内传》，“内传”之外，又有“外传”，如《韩诗外传》。“内传”“外传”体现了“传”与“经”的疏密程度，不少诸子著述也分内、外篇。《汉武帝内传》的编撰者对仙家传说更感兴趣，与西王母相会一事最为离奇。“内传”之称有隐秘之意，足以引起好事者的关注。

《汉武故事》也采用了史家著述之体。“故事”本源于史官。战国典籍，如《吕氏春秋》《韩非子》，称“故事”，意为成法惯例。汉代“故事”由专员司职，供朝廷行政议事。随着史学的发展，“故事”内涵逐渐丰富。

《史记》中的“故事”便倾向于奇闻轶事，如《滑稽列传》褚少孙“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以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髡、王先生、西门豹补充太史公之书。

魏晋以降，又出现以“故事”为名的著作，如《三辅故事》《汉武故事》《晋建武故事》。这些作品类属野史杂记，所载轶闻，与纪传正史互补。《汉武故事》则以武帝生平为线索，依次辑入轶闻，体制模仿本纪，内容更近小说。

以上所述拾遗类小说大多属于史著范畴，是今人文学视野中的古小说。

《隋志》“小说家”载录《小说》十卷，题云“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26]。殷芸，《梁书》有传，生于齐，仕于梁，卒于大通三年（529年）。殷芸《小说》作于梁武帝时期，成书时间与萧绮整理《拾遗记》相去不远。

《殷芸小说补证》

殷芸《小说》主要记载人物言行，体制与《拾遗记》极为相似：《拾遗记》以时为序，各以人物采掇故事；《小说》模仿纪传体，如卷一“秦汉魏晋诸帝”，犹如本纪；以下九卷：“周六国、前汉人”“后汉人”“魏世人”“蜀吴人”“晋江左人”“宋齐人”，分属列传。殷芸曾任昭明太子侍读，史载其“性倜傥，不拘细行”，“励精勤学，博洽群书”[27]。

《小说》以奇闻轶事为主，史源广泛。如曹操、袁绍抢亲，出自《世说新语》；秦始皇遇海神出自《三齐要略》。齐梁时期的典籍收藏十分兴盛，再加之“好异尚奇”的文化心理，为此类书籍的编撰创造了条件。

拾遗类小说本质上是遗闻轶事的文献集成，作者无创作之实，却有编纂之功。此类作品虚实程度不同，却有以下特征：

一、从史官视角追索故事。

史官视角，主要体现在编撰者的历史意识，如《拾遗记》《西京杂记》《小说》以历史为线索，勾连异事；《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则以史家姿态“反顾”古人。编撰者有意从历史的角度构建史料的系统性，以不同方式暗示史料的稀缺性，强调所载之事征实可信。

《中国笔记小说史》

这种心态在拾遗类小说的生成过程中时有体现。如葛洪在《西京杂记》序跋中坚称家藏一百卷本《杂记》，从中摘取二卷，皆史书未载之事。萧绮批评王嘉“迂阔”，也为《拾遗记》辩说，试图将谶纬神话纳入信史。“拾遗”是一种历史文献意识，行之于作品，便以补史之阙的名义“拯救”轶闻，满足好异尚奇的文化心理。

二、以传奇人物凝聚异辞。

异辞是不见于正史之事，或难为正史接纳的史料。《公羊传》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词”之说。拾遗类小说主要载录异辞，内容与帝王行迹有关，如炎帝、黄帝、夏禹、商汤、周幽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等，这些历史上的帝王，有着共同特点，即传奇性。

如周幽王好远游，因而衍生出八骏出行（《拾遗记》），武帝爱求仙，演绎出与西王母相会（《汉武帝内传》）。以传奇人物凝聚轶闻，体现了历史传说的生成规律，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好事者关注，衍生出愈来愈离奇的故事。

拾遗类小说中的人物事迹更加完整，零散的杂记开始围绕某一人物发生聚合，塑造出与史传记载有所不同的人物形象（如《汉武故事》）。

三、取经史传记内塑体例。

今人所说的拾遗类作品通常指小说，这是根据小说发展事实所作的划分。唐代之前的小说概念较为狭窄，拾遗类小说在目录著作中大多被归入史部。以《隋志》为例，《拾遗记》属“旧事”，《西京杂记》属“传记”。

拾遗类作品近于史，易于从经史传记中获得启发。譬如，王嘉《拾遗记》借鉴了《帝王世纪》的编撰体例，萧绮又以“传录”强化了作品的史著性质。殷芸的《小说》同样采取本纪与列传结合的方式。编撰者根据内容不同调整结构，如《汉武帝内传》偏重于仙家传说，采用的是旧事杂记的体例，《汉武故事》在形式上则更近于传记。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著作提要》，杨晓斌、马燕鑫、杨沐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3月版。

拾遗类小说在唐前各体古小说中较为独特。相比《搜神记》《列异传》等志怪小说，拾遗类小说偏向于纪实；相比《十洲记》《博物志》等博物之书，拾遗类小说主要载录历史轶闻；与《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类小说相比，拾遗类小说又以人物事迹为主。由于拾遗类小说的内容及体制特点，使其成为唐前小说中独特的一类。

三、唐宋时期拾遗类小说的演进

拾遗类小说在唐代亦有发展，代表作品有刘餗《隋唐嘉话》、李肇《唐国史补》、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以及撰人未详的《大业拾遗记》《大宋宣和遗事》。几部作品的延续了补史之阙的特点。

《隋唐嘉话》又名《国朝传记》，载录南朝陈至唐开元年间轶闻故事，作者刘餗，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

《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

《隋唐嘉话》的编撰目的是补正史之不足。刘餗书中自述“（余）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28]。由于出身史学，刘餗编撰《隋唐嘉话》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书中以隋唐间的历史轶闻为主，所涉人物较为广泛，并不局限于帝王将相、名臣显贵。

中唐时期，翰林学士李肇撰有《唐国史补》，作者自序“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29]。

《国史补》续接《隋唐嘉话》，作者秉承补史的观念，内容上“言报应，叙鬼神”[30]，不避鬼神之事，又“采风俗，助谈笑”[31]，类似“剧谈”“杂俎”。

五代之时，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体例与《西京杂记》颇为相似。该书记玄宗开元、天宝间的遗闻轶事，如张九龄讽刺朝臣趋炎附势，华清宫七夕乞巧，而“县妖破胆”“传书莺”稍具规模，较能体现小说的文学意味。

上述作品大多属于野史杂记，后人称之为“史料笔记”。唐宋是“史料笔记”繁荣的时期，中华书局整理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多达八十六种，周勋初先生《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也是主要根据史料笔记，将遗闻轶事按人物编纂而成。

比较唐宋目录著述，会发现记录遗闻轶事的杂记迅速增多，由此改变世人对小说与杂史关系的认识。唐代目录家通常会将拾遗类作品置于史部杂传，到了宋代，许多目录著述开始将“杂传”易名为“传记”。

以《新唐志》为例，“传记类”载录传名之外的唐代作品近五十种，据其形式，约有三类：一为“杂录”，如《投荒杂录》（房千里）、《祥瑞录》（魏徵）、《英雄录》（李德裕）；二为“杂记”，如《宾佐记》（杜佑）、《景龙文馆记》（武平一）、《闻见记》（封演）；三为“杂事”，如《国朝旧事》（刘餗）、《朝野佥载》（张鷟）、《文场盛事》（李弈）。以上仅以题名略作区分，三类之外，尚有作品难以归类。

《全唐五代笔记》

宋代的目录家开始有意识地将志怪类作品从传记文类中分离出去，传记内部构成更加单纯。正如周勋初先生所言，宋人轶事“很少见到真真假假驳杂难明的情况”，这说明宋人“已分清不同文字的体类要求”[32]。如此一来，记录遗闻轶事的作品回归史部正统，反倒与小说渐行渐远。

然而，历史上的遗闻轶事终究脱不开文学，以“拾遗”“遗事”为名的小说，在宋代之后开始向历史传奇、讲史说话发展。

譬如，《大业拾遗记》，作者题名初唐颜师古，实为后人伪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作者是宋人，李剑国先生则认为是晚唐人。

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大业拾遗记》

《大业拾遗记》记隋炀帝巡游江南时的浮靡之事，后人多以艳史视之。书中见载萧妃、陈后主托魂规劝，事涉奇诡，颇有讽谏之义。该书虽有拾遗之名，却与遗闻轶事相去甚远，体现了拾遗类小说向传奇的转变。

时至南宋，市井生活的繁荣和说话艺术的发展，为“讲史”类小说的发达创造条件。今所见《大宋宣和遗事》便是一部以北宋末期梁山起义为素材的讲史小说，作品塑造了宋江、杨志等英雄人物，是《水浒传》的雏形。

《大宋宣和遗事》仍延续了拾遗类小说的不少特征，譬如，“遗事”又称“逸事”或“轶事”，与“拾遗”本质相同；作者依然以“遗事”为信史，将历史作为艺术创作的起点和资源背景。

然而，《宣和遗事》与汉唐以来的拾遗类作品又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莫过于说话艺术的加入。历史叙事有了更为广阔的演绎空间，零散的传说轶事围绕中心人物聚拢起来，形成百川归海之势，虚构也成为历史叙事的自觉追求。所谓“因由一点演绎开来”，便指出讲史小说的基本素材依旧是历史上的遗闻轶事，作者借遗闻轶事演绎发挥，使之脱实向虚，人物故事也从零散走向系统。

综上所述，拾遗类小说在唐宋之后分为两途，相关作品或重归史学，追求信实；或向传奇、讲史演进，成就历史小说的兴旺。拾遗类小说的文学意义可归之于下：

首先，拾遗类小说为史传叙事的多元化提供了载体，为历史故事架起文学的桥梁。

遗闻轶事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在帝王将相的史实外，弥补了史传记事的不足。史家常为“异辞”而困惑，《史记》叙述史实，便以“或曰”采撷“异文”，或是以闻见之事补充正文所叙。

明徐奉泉大来堂刻本《史记》

《史记》对“异辞”的态度是兼容并蓄的，随着官史制度日益严格，闻见异辞难以侧身正史，只能寄于杂史、杂传、杂记所载。拾遗类作品在魏晋南北朝获得兴盛之机。

一方面，周汉以来的史事轶闻积累丰富，有充足的文献资源供好事者发挥；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思想相对自由，史家对遗闻轶事较为宽容，再加之好意尚奇的时代风气，专门收集遗闻轶事的作品逐渐兴起。

遗闻轶事是传闻之历史，经过传闻者的增饰，易于文学发挥。作者不受“史职”羁绊，故能在传说轶闻中寻得意趣，相关作品也便具有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品格。

其次，拾遗类小说是历史小说的源头之一，也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素材。

史传与小说关联紧密：史家褒贬是非为小说所继承，寓言于事、寄意笔端承载了小说作者的现实关怀；史传为小说提供体例示范，杂传、杂记孕育了早期小说的基本形态；小说叙事吸收史传写人纪事之法，实现“丛残小语”向“有意为小说”的转变。

反顾中国小说发展史，历史小说是古代小说的重要一支，拾遗类小说又是早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显而易见。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虽然纪传体史书是历史小说的重要源头，但在正统史传之外，野史杂记更能体现历史故事的小说价值。从小说发生的角度，历史故事与神鬼传说又最为小说家所喜。

拾遗类小说采撷遗闻轶事，实现传说异辞的聚合，再经好事者演绎藻饰，逐渐演绎成情节丰富完整、人物形象充实饱满的传奇小说——如《大业拾遗记》、陈鸿《长恨歌传》——由此实现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变。

宋元之后，随着说话艺术的兴起，历史上的遗闻轶事有了更为宽广的施展平台，历史传奇也最终衍为讲史话本，汇入通俗小说的潮流之中。

注释：

[1]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2]王兴芬《杂史杂传为体地理为用：论拾遗记的文体特征》，《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

[3]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4]（唐）魏徵《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1页。

[5]（唐）房玄龄《晋书》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96页。

[6]（晋）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7]《拾遗记》卷首，第1页。

[8]《拾遗记》卷四，第99页。

[9]《拾遗记》卷四，第101页。

[10]《晋书》卷九十五，第2496页。

[11]《晋书》卷九十五，第2496页。

[12]（汉）桓谭著，朱谦之校注《新论》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13]（晋）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0页。

[14]《拾遗记》卷九，第219页。

[15]《拾遗记》卷首，第1页。

[16]《战国策•秦策一》云：“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汉）刘向辑录：《战国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17]《汉书•谷永传》云：“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为太中大夫，备拾遗之臣。”《汉书》卷八十五，第3465页。

[18]（宋）曾巩撰，陈杏珍校点《曾巩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91页。

[19]（宋）高似孙《子略》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页。

[20]（汉）刘歆撰，（晋）葛洪辑，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21]余嘉錫《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3页。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23]《西京杂记》卷一，第51页。

[24]《西京杂记》卷六，第254页。

[25]胡应麟认为《汉武故事》乃六朝人所作，详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7页。《汉武帝内传》晚于《汉武故事》，详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页。

[26]《隋书》卷三十四，第1011页。

[27]（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96页。

[28]（唐）刘餗《隋唐嘉话》卷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29]（唐）李肇《唐国史补》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30]《唐国史补》卷首，第3页。

[31]《唐国史补》卷首，第3页。

[32]周勋初《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