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

他比毛主席小9岁，毛主席却称他为“黄老”。彭德怀跟他熟了之后，直接就说：“你比我还像彭德怀。”

黄克诚，他就是那种能文能武，特别善于开创新局面的将才。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在军事问题的担责方面，认为黄老能排第三。黄克诚为啥能在那么多开国将领里冒尖？这就得从他出众的才能讲起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1937年9月平型关伏击战获胜之后，八路军115师就被安排到五台山那块儿休整了。黄克诚，当时是总政组织部部长，他到115师去调查总结经验。这一调查，就发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事儿，那就是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之后，部队里的政治工作被削弱得可厉害了，慢慢地还滋生出了军阀习气。

黄克诚马上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延安中央，在报告里他提议恢复部队的政治委员，展开反军阀主义的斗争。

在延安，毛主席、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看了之后，都觉得黄克诚的意见特实在，条理清楚，分析得特别透彻。毛主席马上就批准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机关，这就确保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日本投降之后，黄克诚当时是新四军第3师的师长兼政治委员。按照上级的命令，他就带着主力部队从苏北出发，朝着淮南津浦线西侧进军，跟第2师一块儿去阻拦桂系部队向东进犯。

第2师和第3师等了老半天，都没瞅见国民党军队来进犯的迹象。黄克诚琢磨着，也许国民党军队正忙着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半会儿顾不上来攻打苏北根据地。要是新四军的主力还一直在津浦线两边守着，那肃清根据地内残敌的好机会可就没。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块儿向中央发了电报，提议把原来的计划改改。新四军的主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牵制国民党的军队；另一部分赶紧回师到苏北、苏中，把根据地内各个城市的伪军都给肃清了，让以前那些分散零碎的根据地连起来，好为长期斗争做准备。

黄克诚的建议被转达给毛主席之后，毛主席马上就表示同意，还发电报给华中局说：“你们得好好考虑黄克诚、谭震林两位同志的意见，把苏北敌伪的据点都给肃清了，给以后的作战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华中局的领导一接到毛主席的电报，马上就下令让黄克诚掉头往东边走，一下子就把淮阴、淮安给解放了，这样一来，苏北解放区就连接成一片。

1945年9月的时候，黄克诚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了个电报。他按照当时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建议解放军赶快多派些大军往北方去，在东北搞一个根据地。

毛主席看到电报，瞅见是黄克诚这个熟悉的名字，就对身旁的人讲：“这个黄克诚就是‘黄老’吗？我瞅他才四十三岁，咋就被叫做‘黄老’了。”

旁边的人解释道，在部队的时候，黄克诚老是提意见，老是唱反调，时间一长，大家就管他叫“黄老”了。

会提意见是好事，我觉得这个“黄老”，就是老谋深算的意思呗。

打这以后，黄克诚“黄老”这个外号就在中央传开了，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称呼他“黄老”。

1949年5月，在香山双清别墅，黄克诚用力握住毛主席朝他伸来的大手。他俩神交已久，可一直没机会见面。这是黄克诚头一回近距离跟毛主席面对面谈话，他又紧张又幸福。

黄克诚关心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自己身体还不错，就是睡眠有点小毛病，这也不是新问题了，老早就有。说完，毛主席就把话头转到黄克诚那儿去了，直说黄克诚在一线打仗那才更累更辛苦。

寒暄一番后，毛主席就夸黄克诚，说他接管天津的工作干得挺好，报告写得非常到位。这对以后中央接管大城市可有很大帮助。他又能从实际出发做工作，还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可太难得。

你的下一个工作安排有了，要到湖南去主持党政军工作。这可是我点名让你去的。你在天津干得相当棒，管理城市很有一套，有成绩又有经验，你到湖南去我很放心。

黄克诚阔别湖南20多年了，回老家主持工作，这对他来说，既是件高兴事儿，也是个不轻的担子。天津有天津的特点，湖南有湖南的状况，这俩地方不能放一块儿比，也不能照着抄。他就请毛主席给具体工作指个方向。

毛主席沉思片刻后，对黄克诚提出了三点要求：碰到问题要多思考、多商量，多请示、多汇报，并且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

毛主席点将让黄克诚南下接管天津的时候，就相信黄克诚能在天津干出成绩来。所以他让黄克诚放心大胆地去干，结合实际情况执行政策，摸索出一条新路子。

这两人聊着聊着就特别投入，一直到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才发觉已经到黄昏了。黄克诚瞧着时间也差不离了，就向毛主席说要走了。

咱们一块儿革命都二三十年，神交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像今天似的面对面唠唠，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我让厨房整一顿大餐，在天津可吃不着这么可口的东西，你吃完了再走。

毛主席都能夸奖的是啥“盛宴”？其实，菜没多少，就两菜一汤再加一碟小菜。这菜特别的地方就是全是正宗的湖南菜。黄克诚到处征战了二十多年，很久都没吃上一顿家乡菜。

饭桌上，毛主席说起这次选中黄克诚的具体缘由。毛主席觉得黄克诚就像一把快刀，能迅速斩断乱麻，在那种雾蒙蒙、啥都看不清楚的局势里瞅准机会打开新的局面，这对刚刚解放、乱哄哄的湖南省来说特别合适。

天津可是华北最大的城市。黄克诚一到任，仅仅4个月就能把各方面的事情都梳理得清清楚楚。他一边稳住了天津的局势，一边还为解放军提供后勤保障。他可真是个既能独自挑起大梁，又能把控全局的厉害人物。

当时，湖南可是土匪超多、反动势力特别强的地区中的一个。而且，湖南处在解放军往西南和两广去必须要经过的道路上。这么看来，黄克诚到湖南那是再合适不过的。

1949年10月中旬，黄克诚刚参加完开国大典就回到老家湖南了。他仔细考察、分析湖南的实际状况后，觉得剿灭土匪、除掉匪患是自己主抓湖南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时候土匪闹得可凶了，对社会安宁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成了恢复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绊脚石。

1950年1月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上提出，要把肃清土匪特务当作全省全年三项中心任务里的一项，还要求使出最大的劲儿，先把全省各个地方的土匪给消灭掉。

剿匪工作进行得特别顺利，一下子歼灭了7万多土匪。不过部队按照宽大处理的原则办事，对湖南的土匪情况认识得还不够透彻。结果，有一部分土匪被剿灭之后又死灰复燃，还在大山里活跃得很，肆无忌惮地破坏刚建立的政权，迫害当地的老百姓。

4月上旬的时候，湖南省军区开了个剿匪工作会。会上就把战线收缩了，还划分出剿匪特的中心区和边缘区。黄克诚都亲自到剿匪的前线去了，带着部队进了匪特区，摸清楚一批就剿灭一批。重点是剿灭湘西的土匪，与此同时，湘中、湘南这些地方清剿残匪、散匪的任务也开始一项项地进行了。

7月10日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跟湖南省军区一块儿发出了《全面展开剿匪政治攻势指示》。靠着强大的军事围剿、会剿，再加上政治攻势，西部和南部那些边缘地区的土匪可被狠狠地打击了，好多长期在一个地方称霸的匪首不是被活捉就是被击毙了，普通的土匪，要么就去自首了，要么就躲起来了。

9月的时候，朝鲜战场上局势一下子就逆转了。美国带头的“联合国军”还有南朝鲜军朝着北边推进。这时候，国内那些反革命分子觉得机会来了，一个个都活跃起来了，到处去散布谣言，就想迷惑大家，煽动大家来颠覆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还有些土地财产被没收的地主，也不安分了，想要反攻倒算。

黄克诚觉得，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他把湖南省委的领导人召集起来研究这个事儿，或者个别征求意见的时候，有些干部，习惯宽大政策，心里顾虑不少。还好，这时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了，要严厉制裁那些还在搞反革命的分子。黄克诚马上就开了个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

湘西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和黄克诚的指示，狠狠镇压了一大帮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还有国民党特务。嘿，这一下社会秩序马上就安稳下来了，剿匪工作的成果那叫一个显著。全省总共剿灭了20多万名土匪，光是湘西就有10多万名土匪被消灭。

湖南剿匪斗争大获全胜，湘西存在了百年的匪患被彻底清除干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土匪这件事上立下了大功，老百姓都夸他们“做了神仙都做不了的事儿”。

解放军剿匪那可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就拿四十七军来说吧，在湘西剿匪的时候，战士伤亡人数都达到1300多名了。沅陵、永顺、会同等地有“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碑”，牺牲烈士的名字就刻在那上面。

黄克诚治理湖南那三年，湖南的生产发展可不得了，恢复得特别好。有统计资料显示，1950年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是23亿多元，到了1951年就达到27亿多元。像棉花之类的农作物产量也是蹭蹭往上涨。

毛主席眼中的黄克诚，1952年7月的时候，黄克诚在湖南那边干得热火朝天。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令，把他调回北京了，让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调令来得特别突然，黄克诚心里哪能没点波动。他不想离开湖南，真舍不得走，还想给建设新湖南出更多力。

这一回，又是毛主席打电话把黄克诚给说服了。到了9月的时候，黄克诚心里满是不舍，然后就从湖南出发到北京去任职。

那时候，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当口。集中统一的军队后勤工作才刚刚起步，就碰上了像后勤体制建设、基础建设还有统一供应这些一连串的新任务和新课题。要做的事情那叫一个多，多得像一团乱麻，说它是个“烂摊子”可一点都不夸张。

黄克诚把情况了解了一下之后，就正式开始上班，全面主持后勤的工作了。从这时候起一直到1957年，不管黄克诚的职务怎么往上升，他都一直兼任着总后勤部的工作。后勤方面要是有啥重大的事情，还是会向他报告的。

黄克诚在中央军委任职的时间久了，身上的职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工作也日益增多，成了彭德怀最得力的手下。

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大堆经验教训都给总结了一下，还分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那些经验教训。然后就提出来，对于苏联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不能傻乎乎地去学，不能就那么照抄，也不能机械地搬过来用，得有选择地去学才行。

指示全党得克服实际工作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外国经验时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提到了这件事。

四年，这期间军事上的事儿我都没咋管，全都交给彭德怀同志去弄了。这四年军事工作大体上干得还不错，有成果，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真要说责任的话，我得排在第一位，彭德怀排第二，恐怕黄老就得排第三。

毛主席说这话，是因为他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来主持，让黄克诚帮忙做日常工作。黄克诚当总参谋长的时候，为了巩固国防那可是费尽心血，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军队工作里那可是个必不可少的灵魂人物。

开会，就是为了军委和军委直属的一些总部的事儿。全军训练的时候出了些教条主义的情况，毕竟请了不少苏联顾问，教条主义就冒出来了，不过这里面到底占多少分量，还得研究研究。

毛主席也谈了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还回顾了党和军队历史里出现的教条主义错误。毛主席说苏联经验分三种，有好的、不好的还有坏的，要挑着学，得注意可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啥都否认了。

毛主席脑子转得可快了，总是谈笑自如的。他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话里老是透着趣味。他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工作那是相当认可的。

1959年，黄克诚不再担任总参谋长，罗瑞卿接替了他的位置。黄克诚在中央军委任职的时候，在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还有正规化建设上，可是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