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6日，随着兰州战役落幕，兰州这座城市彻底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当天，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10多万市民拥上街头，载歌载舞欢迎自己的队伍。彭德怀同第一野战军其他首长以及邀请来的各界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检阅了游行队伍。

会餐结束后，彭老总并没有休息，而是继续召开了军队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布置兰州战役后的行动，并同兰州的各族各界人士座谈，商议甘肃的建设事宜。

不过，当时兰州尚有一件刑事案件，颇引民众关注，因为那时有不少民众都为此案的案犯求情，希望当局能从轻处理，随后该案经过人民政府重审后，将还关在狱中的同案犯赦免，此案这才告一段落。

这起案件就是兰州在解放前最驰名的一件刑事案件——盛世才岳父全家遇害案、盛世才家族血案（又称“1949年兰州案件”）。

1949年5月17日上午，兰州市郊灭火队，一个叫刘海清的厨师气喘吁吁的跑来报案，声称他的雇主邱家“走了水”。

灭火队闻讯，立即赶往位于兰州市左公东路六十九号的邱宅灭火。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邱宅的火其实并不大，只有屋子里面隐约可见火光，浓烟滚滚，灭火队几个人两三下就把火扑灭。

等到烟散尽后，众人立刻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邱家宅子里的家具凌乱的摆放着，木质家具的下面还垫着棉被、衣服等物，一股浓重的汽油味散发出来。人们在清理现场混乱的杂物后，发现有数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经过在场的人辨认，发现是邱家人这才意识到，是凶手杀了邱家人以后，故意纵火，企图毁尸灭迹，但因为火是从屋子里着起来的，加上门窗紧闭不通风，这才没烧起来。

案子立刻引起了兰州市公安局的关注。

不过，在了解案件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盛世才岳父家。

盛世才的岳父、邱家的家主邱宗俊原来是辽宁辽阳人，小学教员出身，后来因为不甘于人后，积极钻营于军阀政客之间，妄图飞黄腾达。

张作霖在二十世纪初发达之际，邱宗俊在老张手下任职，因善察言观色，深得郭松龄信任，所以邱在东北军之中地位急剧攀升，因邱本就善于钻营，所以在他一手安排下，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当时东北军的军官。

邱的大女儿邱毓英嫁给了汪鸿藻，二女儿邱毓芳嫁给了盛世才。

当然，邱宗俊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选择后来会要了自己的命。

不过，随着后来郭松龄反奉失败，邱宗俊也失势，同时参与郭松龄反奉的盛世才也不得不离开了奉军，并赴日留学。

1927年，盛世才回国后，投靠了蒋介石。1929年，新疆督办金树仁派人到南京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被推荐前往，任新疆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

因金树仁统治新疆颇为残暴，引发军政动荡，而在这个过程中，盛世才因多次率军作战取胜，赢得了声望。

1933年，新疆“四·一二“事变爆发，新疆的东北义勇军和归化军联合倒金，金树仁去职，仓惶逃离省城，盛世才率军回师迪化，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被推举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其与其全家软禁，迫令其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

从此盛世才掌握了新疆最高统治权。

作为盛世才的岳父，邱宗俊也带着全家一起到了新疆，在盛世才的扶持下，出任了各实权职务，但邱宗俊本身出仕，只为升官发财，平素好欺压民众，因此在新疆很不得人望。

客观上这也为他后来惨遭杀害埋下伏笔。

1949年5月17日上午八时许，兰州市警察局接到报案后，局长郭庄立刻就安排本局刑警大队长范宗湘赶往案发现场。

根据范宗湘的回忆，他是到了案发现场以后，才知道去的是盛世才的岳父邱宗俊家。

因为涉及到了要紧的人物，就在警察局勘察现场之际，兰州各个部门的头头也都赶往案发现场。

兰州市警察局勘验了现场以后，一共清理出了十一具尸体。分别是盛世才岳父邱宗浚、其子邱定坤（邱毓熊）、儿媳费伯萍以及邱定坤二子一女（邱光华、邱光锐、邱光丽）、司机毕殿俊、保镖何德源、何德发兄弟、水夫郭石发以及现场唯一一个外人，时任商业银行会计主任、邱宗俊的好友陈宗实。

当时，凶案现场的墙上有凶手行凶后写的一行字“二十年冤仇一夜平”。

邱家唯一幸存的人，是邱定坤长女邱光慈，当时年仅13岁，因患有扁桃炎住院。而邱宅的保姆宋嫂因为陪着邱光慈住院得以幸免。

因为该案过于惨烈，邱光慈一直到后来离开兰州，都不知道自己全家几乎都被害了。

邱家因为是国民党高官家庭，所以在案发后引起了各方重视。

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郭寄峤也出于社会治安考虑，也下令要求必须尽快破案。

当时，已经逃到台湾的盛世才听闻噩耗，也十分震惊，他写信给马步芳（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希望他能看在以往交情的面子上，亲自出面干预此事。

有了上面给的压力后，范宗湘不敢怠慢，立刻集合警局里的人手全部赶往案发现场，并同时派人到医院仲，保护此案唯一的活口邱光慈。

警察局勘察现场后发现，邱宅的门锁并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院墙也没有翻越的痕迹，因而初步怀疑是内外勾结犯案。

应该指出的是，警察局之所以如此推测，和解放军大军临近有很大关系。

盛世才因为早年在新疆统治期间施行残酷统治，自从1944年失势后，当年就遇到了与他有仇怨的东北军义勇军旧部寻机刺杀他的事情，一直处在惴惴不安中。

特别是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解放军不断进军西北，盛世才就更加惶恐，他为此给岳父写信，希望他们尽快离开兰州，将来考虑在香港或者台湾定居。

当时盛世才这些信后来也被警察局搜出，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离兰时宜极力保密，免被仇人暗算。”

“请全家早来台湾，避免将后为共产党及仇人所害。”

有意思的是，面对女婿再三催促，邱宗俊却显得颇为平静，甚至他都没打算离开兰州：

“晋庸（盛世才字）贤婿：来函阅悉，余现下无力他迁，祇可在兰州听天由命去吧！舍下均安康，全体亦强，希勿念。”

这封信因为并未发出，同样被警察局搜出。

总而言之一句话，邱宗俊全家被他的仇人杀害的可能性很大。

图|邱定坤夫妇

更重要的是，因为邱宅的负责警卫的副官齐雨田也下落不明，警察局综合来看，初步判定是外来的凶手勾结齐雨田犯案。

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和省、市党、政、军巨头们的催促下，省会警察局成立了邱案“破案委员会”，成员由当时兰州警察局以及下属分局头脑，范宗湘所领导的刑警大队也成立了“特高组”，并调集精干力量，专门来破此案。

特高组根据现场的情况以及证物分析，提出了三种假设：

一、仇杀，因为案发现场有凶手遗留的一行字“二十年冤仇一夜平”。

二、财杀，因为邱家过去多年通过各种手段，累积了不少财富，案发后根据现场勘验以及账本比对，发现邱家少了不少财物。比如金条、金砖以及各类饰物、衣服、古董等等。

三、情杀，死者儿媳费伯萍遗体衣衫凌乱，似乎是有过被侵犯的迹象，加之案发现场还发现了邱定坤、费伯萍的信，夫妻俩生活作风都很糜烂，不排除情杀的可能。

总而言之，兰州市警察局为了破获此案，几乎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通过交通部门掌握出入兰州市各处交通要道，严防凶犯以及邱家丢失财务外流的情况，重点摸排与邱家有关系的人，特别是齐雨田的下落。

针对邱宗俊一家遇害案，兰州市警察局查了一个月，期间毫无收获。

兰州市警察局在最初案发后一个月，拘传了约40余人，这其中包括一大批在新疆的东北人，原来盛世才的老部下以及一些原来跟盛世才、邱宗俊有仇怨的人，根据范宗湘回忆，这里面甚至还有一个共产党员江浩工程师。

可查了一圈下来以后，发现这些人都没有作案嫌疑，只好作罢，就连江浩后来也是以嫌疑犯的身份被保释出狱。

兰州市公安局认为，此案之所以难以调查，有些客观因素不容忽视。

一方面是因为战争逼近的关系，调查仅局限于兰州境内，给案件调查平添了很多难度。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邱宗俊一家被谋杀，本身存在很多可能，报仇杀人、政治谋杀、抢劫钱财都有可能，也因为不是单纯的图财害命，犯罪嫌疑人不急于销赃，所以很难抓住总计。

另外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盛世才以及邱家本身仇家众多，甚至就连老百姓家庭对其也恨之入骨，所以在案发后，当地老百姓似乎也可能会提供某种便利掩护。

就在范宗湘头痛的时候，事情却迎来了转机。

图|范宗湘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邱宅大血案》

1949年6月16日，一个义务情报员王永杰向范宗湘密报，有人在市面上偷卖羚羊角，而且报价很低，因为羚羊角价值不菲，运到国外价格堪比黄金。

根据王永杰提供的线索，范宗湘想起邱家在血案后丢失的财物中有54两羚羊角，所以兜售的人应该是急于脱手，所以才以极低的报价出手。

范宗湘提前安排人埋伏，果然在兰州中华路老凤祥金店抓住了人。

经审讯得知，兜售羚羊角的人名叫梁天合，绰号“小狗子”，此人本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根据他的供述，羚羊角不是他的东西，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张占生的。

张占生是个木匠，家住兰州庙滩子李家湾13号。

范宗湘大喜过望，一个以木匠为生的人，如何能得到价格堪比黄金的羚羊角呢？

次日下午，范宗湘亲自带队抵达张家，将张占生捕获，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张占生家里，还发现了邱家血案遗失的一批财物，比如费伯萍的一些金首饰。

一开始，张占生还不愿意承认，但他本就是个市井小人物，面对警察的严厉盘问，根本就顶不住，很快就交代了所知的情况。

原来就在1949年5月16日晚，张占生一个在新疆一同做过木匠活的刘玉山找到他，说要他帮一个忙，当然，说是帮忙，其实就是叫张占生防风。

当天晚上，刘玉山带着几个人乘坐卡车来到邱宅，在叮嘱张占生看好门后，随即进入邱宅，隔了一会儿的功夫，刘玉山几人走出来，并把部分财物交给他，让他守住秘密。

考虑到张占生可能说谎，特高组对张占生采取疲劳审讯的办法，但张占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甚至到后来，为了能休息，张占生还胡乱的编造了一个一二十人的名单，使得警察局走了段弯路，平白造成了许多惊扰。

后来，兰州市警察局搜索张占生家，又搜出了大批邱家失窃的财物，这其中还有刘玉山发给张占生的电报：

“张占生，我已抵张掖，存物千万勿动，侯我来处理。”

刘玉山也万万没想到，张占生会如此贪婪，先一步兜售这批东西，结果造成自己暴露。

图|范宗湘著《一个旧警官眼中的兰州》

1949年6月20日，范宗湘亲自率领一批老练的警察赶赴张掖，并最终在两天后，将躲在此地的刘玉山抓获。

刘玉山大概心里清楚，自己此去凶多吉少，因此叮嘱新婚的妻子董氏说：

“你听着，不要难过，如果你听不着我的下落，随便你去改嫁就行了。”

刘玉山被捕后，交代了自己参与邱宅血案的经过，并供出和他同来张掖的另外一名主犯孙立勋。

巧在此时，邱的女婿汪鸿藻跑来报案，称一个新疆军校第三期毕业、在新疆骑兵师任营长的陈永春去看他，脸上的神情很不自然，怀疑是参与了邱宅血案。

范宗湘立即来人去捕拿，巧的是，本案同案犯孙立勋此时正躲在陈永春家里。

孙立勋、陈永春被捕后，警察局在陈永春家里搜出了邱宅遗失的另外一批财物。陈永春被捕后不久，即供出了尚在兰州的同案犯关子章、王祥仁。

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警察局审讯刘玉山也有了结果，而根据他供述，凶案主谋者是盛世才时期、原新疆骑兵师师长蒋德裕，家住兰州胜利新村七号，除已经被警察局捕获的案犯外，还供出参与血案的六名主犯刘自立、臧景芝、刘忠贤、董扑庵、尚德荣、齐雨田。

范宗湘在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带人去捕拿蒋德裕，但他到蒋的公馆时，蒋已经逃走，只有蒋的大老婆因病躺在床上，还跟到家的警察哭诉：

“蒋德裕抛弃糟糠妻子，另寻新欢。”

蒋德裕虽然已经逃走，终究百密一疏。

范宗湘在搜查蒋德裕公馆期间，意外从墙角垃圾堆中捡了一个信封，上面寄信的地址是“卓尼保安司令部”。

因为蒋德裕的小妾是卓尼人，范宗湘断定，蒋德裕就和小妾躲在卓尼。

范宗湘立即将这一情况通过警察局上报给了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接到消息后，也不敢怠慢，立即电令卓尼保安司令杨复兴，要求将蒋德裕抓捕归案。

不凑巧的是，杨复兴当时人不在卓尼，而是在兰州，于是时任国民党兰州保安司令郭寄峤亲自面见杨复兴，交代抓捕任务。

杨复兴当天秘密返回卓尼，并成功抓获蒋德裕以及随之一起躲藏的刘自立。

尽管邱宅血案尚有数人还未落网，但根据被捕的主犯蒋德裕供述，兰州市警察局大致上拼凑齐了案件的原貌。

蒋德裕祖籍河南、1909年出生于辽宁辽阳，九一八事变后，曾加入马占山部抗日，马占山部溃散后，蒋德裕入新疆投入盛世才麾下，后来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九分校（新疆分校）第三期步科，一直做到了新疆骑兵第一师师长，少将军衔。

1944年，盛世才失势后，一大批原来跟随过他的东北老乡以及中下级军官也跟着一起倒了霉，后来不得不从新疆逃到了兰州躲避，然而盛、邱两人平素都对老部下十分刻薄，对求上门来的老部下竟不管不顾。

当时这一大批原来盛世才、邱宗俊的部下聚集在一起，诉说生活上的不易，更兼听说盛、邱两人积累了大批的财富，对两人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至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他们在听说盛、邱两家打算把积累的一批财富都送到台湾去，愤恨之余，决定对他们痛下杀手。

1949年4月初，由蒋德裕、臧景芝（原马占山部旅长、盛世才军事顾问）牵头、一大批原东北军、盛世才老部下的中下级军官聚集在了一起，商量对邱宗俊下手的计划，他们一行人甚至还买通了邱宅的警卫齐雨田。

在聚集的这一批人中，多数都是对盛、邱怀有刻骨铭心仇恨的。

比如：

刘玉山，他是东北人，1933年随父一同到新疆，其父在任呼图壁县长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刘自力原是迪化警备司令部中尉，其弟在伊宁县任警察局长期间，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一家四口被活活勒死。

王祥仁给邱定坤当过俄语翻译，因为未知原因结怨。

一开始众人商定，打算趁邱宗俊生日那天动手，作恶多端的邱宗浚在他出生之日“寿终正寝”，但考虑到那天来宾很多，动起手来势必伤人太多，遂由刘玉山提议，改在五月十六日晚上。

1949年5月16日上午，刘忠贤通知其他人到蒋德裕家开会，由蒋进行布置和分配任务，其中藏景芝、尚德荣未来开会，也未去作案现场。齐雨田因在邱宅观察动静亦未到会。

根据范宗湘的回忆：

“具体分工是由刘忠贤通知齐雨田，按原计划做好内应工作。指定刘玉山、陈永春把守邱定坤夫妇的房屋；孙立勋、刘忠贤负责把守邱宗浚的房屋；刘自立、王祥仁、童朴庵三人负责杀人。最后由蒋德裕分发手枪五支，以及匕首、佩刀等凶器，作好了准备。齐雨田接通知后，于当晚天黑将大小狼犬诱至偏僻处拴好。”

具体的作案过程其实不值得一提，有意思的是案发后，新疆各界在听闻是邱家发生血案后，十分欢欣鼓舞，新疆各族人民实在苦盛久已。

1949年7月中旬，在听闻大部分案犯被捕后，新疆各界还组成了一个三十六人的慰问团，专门赶赴兰州探望犯人，甚至还对国民党当局提出，要对案犯从轻处理。

新疆各界人民都认为，盛世才、邱宗俊之流之前在新疆所杀的人要比蒋德裕他们多得多，如果要惩办凶手，是否盛世才以及邱家父子应该先一步受到法律制裁。

不过，这里要说清楚的是，邱宅血案发生之际，正值解放战争末期，特别是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渡江战役，几十万大军也即将开赴西北，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已经日渐动摇。

范宗湘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因为案件办的仓促，其实还有很多同案犯尚未归案。

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在不顾民意的情况下，仍然强行对案犯进行了审判。

1949年8月12日，就在兰州解放前两周，西北长官公署军法处"军法裁判处"进行了最后宣判。

根据范宗湘回忆（摘要）：

首犯蒋德玉（蒋德裕）、刘自立二人，共同抢劫而故意杀人，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凶犯刘玉山、孙立勋、陈永春，王祥仁共同抢劫而故意杀人，各处无期徒刑，各剥夺公权终身。

从犯关子章，藏匿盗匪，处有期徒刑七年，概夺公权五年。从犯张占生，藏匿盗匪，处有期徒刑七年概夺公权五年。

意图他人供犯罪之用持有军用枪枝，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五年。

手枪九支。子弹一百六十七粒没收，其余财物，如附册，分别归还被害人家属及所有人。

不过，也有资料称蒋德裕后来是自杀，死前还留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写了犯案的心里：

“盛世才背叛了联共联苏的主张，对中共人士进行了大肆逮捕和屠杀。有130多名无辜者遭到盛世才、邱宗凌、邱定坤的杀害。我要为那惨死的130多名无辜人士雪恨……恰好这时，传来邱氏父子想逃到台湾的消息，于是，我决定把当年盛世才和邱家父子在新疆欠下的宿仇大恨，来个总清算……”

十四天以后，兰州获得解放，并对邱案重新进行审查，在押的邱案主犯刘玉山、王祥仁、陈永春、孙立勋、张占生都获得了特赦，也算是顺应了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