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封白居易为 “诗仙”，后世文人却为何不满意？

在唐朝璀璨的诗坛星空中，白居易无疑是极为耀眼的一颗。他一生创作颇丰，诗作通俗易懂，流传甚广，连孩童和胡人都能吟唱他的《长恨歌》与《琵琶行》。唐宣宗李忱对白居易极为赏识，在其去世后，饱含深情地写下挽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诗中，唐宣宗不仅高度赞扬了白居易六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更是直接将他称作 “诗仙”，给予了极高的官方赞誉。这在古代文人中，是极为罕见的殊荣，足见白居易在当时的影响力。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有皇帝的 “金口玉言”，但在后世文人的眼中，“诗仙” 这一称号似乎始终与李白紧密相连，鲜有人将白居易与 “诗仙” 划等号。这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

李白，那可是个传奇般的人物！他的诗作风格豪放飘逸，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力简直天马行空。比如他写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把庐山瀑布的壮观描绘得如同仙境一般，让人仿佛置身其中。他的个性也极为洒脱，狂放不羁，“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对权贵的不屑与自身的潇洒，完美地融入到他的诗歌创作中，使得他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宛如仙人下凡。贺知章初见李白，读了他的《蜀道难》，就惊为天人，直呼李白为 “谪仙人”，从那时起，李白 “谪仙人” 的名号就不胫而走，“诗仙” 之名也逐渐深入人心。李白的诗歌，代表了一种超凡脱俗、自由奔放的精神境界，后世文人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自然将 “诗仙” 的桂冠牢牢地戴在了他的头上。

相比之下，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则大不相同。他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作更侧重于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性。像《卖炭翁》，通过描写卖炭翁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力求让普通百姓都能读懂，这种 “接地气” 的风格虽然让他在民间广受欢迎，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但在一些追求高雅、含蓄的后世文人眼中，可能就显得不够 “仙气”。他们认为白居易的诗歌过于直白，少了那种让人回味无穷、捉摸不透的韵味，与他们心中 “诗仙” 应有的超凡脱俗形象不太相符。

再者，文学史上的评价往往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惯性。从唐朝之后，历代文人在学习和研究诗歌时，已经形成了对李白 “诗仙” 地位的普遍认知。这种认知在不断的传承中逐渐固化，很难因为皇帝的一首挽诗就轻易改变。而且，文人之间也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倾向，他们更倾向于从诗歌的艺术价值、风格特色、精神内涵等多个方面综合考量。在他们看来，李白的诗歌在这些方面与 “诗仙” 的称号更为契合，而白居易则更适合其他的赞誉，比如 “诗王”“广大教化主” 等。

白居易虽然未能凭借皇帝的挽诗获得后世文人对 “诗仙” 称号的广泛认可，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他的诗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为后人所敬仰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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