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石普法 | 非法获利目的在拐卖儿童罪认定中的核心作用

01.基本案情

本案涉及三起儿童送养事件，被告人杨某甲、杨某乙、罗某甲、曾某某等人被控拐卖儿童罪。具体事实如下：

1. 第一起（双胞胎女婴案）：胡某甲、吴某某因家庭困难将双胞胎女婴送养，收养方主动支付7万元“营养费”。杨某甲、杨某乙作为居间人未直接商谈费用，仅转交钱款并各分得1.5万元。

2. 第二起（男婴罗某乙案）：罗某甲、曾某某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送养男婴，杨某乙虚构收养方支付金额，向收养方索要8万元，实际交付送养人5万元，从中牟利3万元。

3. 第三起（男婴罗某丙案）：曾某某再次怀孕后主动要求涨价送养，杨某乙通过中间人收取9万元，仅转交送养人6万元，非法获利3万元。

法院认定第一起为民间送养，后两起构成拐卖儿童罪，并对各被告人判处相应刑罚。

02.争议焦点

· 如何区分拐卖儿童罪与民间送养行为

非法获利目的：根据《刑法》第240条，拐卖儿童罪要求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司法实践中，需结合送养背景、收费性质及金额综合判断。本案中，胡某甲夫妇因家庭困境送养，未主动索要费用，与收养方支付金额未明显超出孕育成本，故不构成犯罪；而罗某甲、曾某某主动提出加价，杨某乙虚构费用牟利，具有明显非法获利目的。

居间人角色：若居间人仅提供信息匹配服务并收取合理报酬，属于合法行为；若其操控信息渠道、虚构费用并截留高额利润，则构成犯罪。本案中，杨某乙在后两起案件中通过“背对背”操作牟利，已超出居间服务范畴。

·“营养费”与“非法获利”的界限

法院指出，合理营养费应基于孕育成本，且由收养方自愿支付；而非法获利则表现为将儿童作为商品定价，且收取金额远超合理范围。例如，罗某乙案中杨某乙截留3万元，远超送养人实际医疗支出，构成非法牟利。

03.法院裁判理由的规范解读

· 对“非法获利”的实质判断

法院援引“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强调若将生育作为牟利手段，生育后立即出卖子女，即构成拐卖儿童罪。在罗某丙案中，曾某某主动要求涨价送养，表明其已形成“生育—出卖”的牟利链条，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 居间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

法院认为，居间人若仅传递信息、促成送养，且未操控费用谈判，其行为属合法范畴；但若居间人虚构事实、截留费用并主导交易，则构成共同犯罪。杨某乙在后两起案件中通过信息垄断牟取暴利，属于典型的“倒卖”行为。

· 量刑的差异化处理

法院对杨某乙、杨某甲判处缓刑并处罚金，而对罗某甲、曾某某从轻处罚，体现了对主从犯的区分。同时，追缴全部非法所得，彰显“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获利”的司法原则。

04.法律适用与裁判规则的启示

· 明确“非法获利”的认定标准

本案通过对比三起案件，确立了“生活困境送养+合理费用”与“主动牟利+高额截留”的区分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引。

· 强化对居间行为的监管

法院判决提示，居间人若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即使送养人未直接参与，仍可能构成犯罪。这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对民间送养中介的监管，防止其异化为犯罪工具。

· 平衡儿童权益保护与家庭自治

法律既需严厉打击拐卖犯罪，也应尊重因特殊困难自愿送养的家庭选择。本案通过精细化裁判，体现了对儿童权益与家庭自治的双重关切。

05.律师代理要点

一、针对“非法获利目的”的辩护策略

· 送养背景的客观审查

家庭困境的举证：若送养人因经济困难、无力抚养等原因送养子女，需收集家庭收入证明、医疗费用单据、亲属证言等证据，证明送养行为系迫于现实压力，而非主动牟利。例如，胡某甲夫妇因已育三女且家庭贫困送养双胞胎，律师可强调其送养初衷的正当性。

收养方的真实需求：若收养方具有合法收养意图（如无生育能力、长期抚养事实），且未支付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费用，可佐证送养行为的社会合理性，降低“商品化”嫌疑。

· 费用性质的区分

合理营养费与非法获利的界限：需证明送养方收取的费用是否用于弥补孕育成本（如医疗费、营养支出），或是否与儿童“定价”直接挂钩。例如，第一起案件中收养方主动支付7万元，法院认定其未明显超出双胞胎孕育成本，律师可主张该费用具有补偿性质。

虚构费用与截留行为的反驳：若居间人隐瞒实际费用（如第二起案件中杨某乙谎报金额并截留3万元），需通过资金流水、聊天记录等证据揭露其操控行为，从而否定送养人的主观恶意。

二、居间行为性质的认定与抗辩

· 居间服务的合法性论证

信息传递的中立性：若居间人仅提供联络渠道，未参与费用谈判或资金分配（如第一起案件中杨某甲仅转交钱款），可主张其行为符合民间送养的中介惯例，未超出合理居间服务范畴。

合理报酬的界定：对比居间人获利与送养人实际所得，若居间费用与当地中介市场标准相符（如收取1-2万元介绍费），可主张其不构成非法牟利。

· 倒卖行为的反驳

信息垄断与操控交易的否定：若控方指控居间人通过“背对背”操作牟利（如第二、三起案件中杨某乙虚构金额），需通过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居间人未主导交易，或送养人实际知情并同意费用分配。

共同犯罪故意的排除：若送养人与居间人无共谋（如罗某甲、曾某某未参与费用谈判），可主张居间人单独实施欺诈行为，送养人不构成共同犯罪。

06.结语

拐卖儿童罪与民间送养的界限问题，本质上是法律对人性与利益的权衡。本案通过详实的法律分析，重申了“非法获利目的”的核心地位，既震慑了以儿童为商品的犯罪行为，也为民间合理送养保留了空间。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细化居间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同时加强普法宣传，引导公众在法律框架内妥善处理送养问题，切实保障儿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