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停止下西洋?朱祁镇:宣扬国威都是虚名,爱恤百姓才是真谛
永乐三年(1405年)的深秋,苏州刘家港的晨雾中,62艘宝船扬帆起航。甲板上的郑和不会想到,这场持续三十年的航海壮举,最终会因一个少年天子的诏令永远定格在宣德十年——当王景弘率领的船队最后一次驶离长乐港时,大明王朝的海上史诗悄然画上了休止符。
北平城破之夜,建文帝朱允炆的生死之谜如同幽灵般萦绕在朱棣心头。这个以"靖难"之名夺取江山的帝王,在奉天殿登基后的第三个年头,做出了震惊朝野的决定:派遣三宝太监组建前所未有的远洋船队。
史载这支舰队配备士卒两万八千余人,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其规模远超同时代欧洲任何船队。但鲜为人知的是,随船装载的除丝绸瓷器外,还有三千套特殊甲胄——每套铠甲内侧都暗藏建文帝画像。当船队经占城、爪哇抵古里时,水师官兵总会以贸易为名暗中查访,南洋诸国的宫廷画师更被秘密征召绘制王室族谱。
洪熙元年的紫禁城显得格外冷清。新即位的朱高炽在文华殿翻看着永乐年间的账簿:仅永乐十八年,造宝船耗银八十万两,相当于当年全国盐税收入的三倍。这位以仁厚著称的皇帝在登基次日便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
但历史的转折总在意料之外。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重启航海计划时的场景颇具深意:南京龙江船厂的樟木储备早已耗尽,工匠不得不用松木拼接宝船龙骨;市舶司为筹措赏赐番王的财物,竟将内库积压的洪武铜钱重新熔铸。当第七次船队带着麒麟(长颈鹿)返回时,礼部官员发现,为筹备这场"祥瑞盛典",光禄寺不得不削减了当年冬至祭天的三成用度。
正统元年(1436年)的早春,十九岁的明英宗面对着一道特殊奏折。户部侍郎呈上的《罢西洋宝船疏》中细算了一笔账:一艘中型战船年维护需银1200两,而郑和船队中这样的船只多达二百余艘。更触目惊心的是,历年赏赐番邦的财物累计值白银六百万两,相当于北方九边五年军费总和。
在奉天门举行的经筵日讲上,年轻皇帝与内阁学士的对话颇具深意:"昔三保太监扬威异域,然南海诸国朝贡不过犀角象牙,于国计民生何益?"这场问对最终催生了那道著名的诏书:"取宝船不得再造,各处修造悉皆停止"。
停航诏书颁布后的第二年,泉州港的番商发现市舶司的关税册簿出现了微妙变化:原本专供宝船的"香科船税"改作了"修河银两"。曾参与第七次远航的老船工在回忆录中写道:"自罢宝船,龙江船厂匠户十去其七,多转业为漕船修造"。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当成化年间有人提议重启下西洋时,兵部车驾司竟找不到完整的海图——当年郑和绘制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早已被裁剪成帐册衬纸。这场始于帝王心结、终于财政现实的航海传奇,最终化作苏州刘家港残存的十二根敕建桅杆,在太湖石的缝隙间诉说着往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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