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的守望相助

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十周年。

12月13日上午10点01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响彻南京。

公祭仪式现场，27岁的美国女孩阿什莉·雅各布森默然肃立，与诸多致力于传播历史真相与和平之声的人，一同为这场浩劫中的死难者默哀。

南京大屠杀是阿什莉·雅各布森的家族记忆。她的曾祖父罗伯特·威尔逊是至暗时刻留守南京的唯一一位外科医生，也是南京安全区（以下简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在安全区，与威尔逊等国际友人共事的，有大量中方人员，最高峰时多达1500余人。阿什莉说：“我的祖父从来就不是一个人。”

如今，南京大屠杀历史早已从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城市记忆、国家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

这些“威尔逊们”的中国同事，也渐渐进入公众视野。荔枝新闻辗转寻访多位亲历者、传承者与研究者，搜寻那些曾照亮料峭寒夜的中国同胞，聆听那些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

照亮寒夜

中国同胞守望相助

南京市峨嵋路7号，有一栋建于民国时期的红砖洋房。它的主人叫许传音，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担任住房委员会主任。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任 许传音

1928年，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毕业的许传音来到南京工作。他在峨嵋路盖了一排洋房，孙子许以立曾在这里与爷爷度过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爷爷性格倔，总蹦出几个英文单词，别人常叫他‘许老头’。那时我10多岁，爷爷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出去吃锅贴、去大澡堂洗澡。”

87年前，许传音曾将这些住宅腾出来，当作众多难民的安身之所。彼时，南京设立了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随着侵华日军不断逼近，大量难民很快挤满了街巷。安全区开放了所有能开放的建筑供难民栖身，最多时收容庇护了约25万人。

南京安全区示意图

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外籍所长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金女大”）难民收容所的明妮·魏特琳。她和众多中国助手，并肩护佑了1万余名妇孺。

年逾花甲的程瑞芳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她是金女大唯一的护士，负责校内卫生、产妇接生及儿童照护。截至1938年2月，37个新生命在金女大降生。魏特琳在日记里提及，一到晴天，树上、灌木上、篱笆上、围栏上，到处都挂着尿布、裤子等东西。

程瑞芳（右）与魏特琳（中）合影

1937年12月17日，侵华日军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借口，闯入校园，四处抢劫财物，并强行带走10多名年轻姑娘。当晚，程瑞芳悲痛难眠，在日记里写下血泪见闻，“现在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此类掳掠事件常有发生，魏特琳的另一位助手王耀庭曾竭力阻拦。他的孙女王丽秋回忆：“有次，日本兵来，爷爷和华群小姐（魏特琳的中文名）拦门不让进，日本兵气得要命，打他们耳光，还逼他们跪下。对爷爷来说，‘只要你不进去，让我做什么都行。’最终日本兵悻然离开。”

从1938年1月开始，不断有妇女求助，说她们的丈夫和儿子被侵华日军关在了模范监狱。王耀庭和魏特琳对这些妇女询问调查，并为释放平民的请愿书征集签名。不会写字的妇女就由王耀庭代写，自己摁手印确认。这一消息如野火在南京城内传开，不到一周就有1105人签了名。

王耀庭为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妇女登记

王丽秋说：“爷爷和华群小姐分批带着妇女去监狱认人，拯救了几十名青壮年平民。”在众人的奔走营救下，截至1938年6月，30位平民获释与家人团聚。南京大屠杀期间，在约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有无数这样勇敢与坚韧的身影。

历史回响

受助者延续家国记忆

95岁高龄的夏淑琴，多年来一直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而奔走。

当年夏淑琴全家9人中7人惨遭侵华日军杀害。在尸横遍野的南京城中，许传音带着西方友人四处取证，搜集侵华日军暴行，美国人约翰·马吉拍下了夏家遇难的历史影像，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拍摄下夏家遇难影像的胶片

1998年，日本右翼学者污蔑夏淑琴为“假证人”，并非影像中的女孩。2000年，夏淑琴将其告上法庭，开启了旷日持久的捍卫真相斗争。经过不懈努力，夏淑琴最终胜诉。“这段影像成为我外婆打赢官司的有力证据。”夏淑琴外孙女夏媛说。

2007年10月底，南京市雨花台功德园内，夏淑琴参加许传音的骨灰迁葬仪式。许以立仍记得夏淑琴对爷爷的感谢：“许传音先生是我的恩人，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来。”

夏淑琴一家受害的影像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生前同样对当年被救助的恩情念念不忘，令他始终挂念的是一对姓姜的夫妇。女儿常小梅记得，父亲时常会喊起“姜妈”，语气亲近。

1937年，9岁的常志强在目睹了父亲、母亲和弟弟被侵华日军残杀后，和姐姐一起逃到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金中”）难民收容所。时任所长的姜正云及其夫人救助了他们，姜夫人就是常志强口中的“姜妈”。

“姜奶奶背起父亲受伤的姐姐，带他们到自己的居所收养。姜爷爷和姜奶奶悉心照顾他们，直到1938年5月金中难民收容所解散，他们才离开。”常小梅说，父亲可能把姜正云夫妇当成了爸爸妈妈。

2022年12月，常志强去世。数月后，常小梅听说姜正云的长孙姜四华找到了，立即登门拜访，跨世代的恩情在后辈间重续。在与姜四华的交流中，姜正云的历史形象愈发清晰。姜四华眼中的爷爷沉默而慈祥，“南京大屠杀期间，一听到脚步声，爷爷奶奶就将女学生藏到家里橱中，躲避日本兵侵害。”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所长 姜正云

作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常小梅曾撰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在得知姜正云带领80位义工在金中救助15000多名难民后，她下定决心：“我有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姜爷爷和姜奶奶为保护同胞付出的努力。”

截至2024年，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已有32位。他们接替幸存者传播历史真相，以不同的方式将家国记忆代代延续。

继往开来

共同补上历史“那一页”

“对于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同胞的这些中方人员，我们了解到的还是太少了，1500余人中目前查证到名字的只有100多人。”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

1995年，还在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张连红开始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史学研究。随着《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相继出版，散落在史料中有关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者的故事，开始引起学者们注意。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部分工作人员的合影

许传音是张连红寻访整理出的第一人。2003年12月，研究魏特琳事迹的美籍华裔历史学者胡华玲来南京访学，张连红与其一同登报寻找许传音的线索。

这则消息恰巧被许传音孙女看到。从张连红口中，许家后人知晓了很多许传音生前鲜少提及的往事，而顺着许家人提供的线索，胡华玲回美国后，又找回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中许传音的长篇证词，以及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留学档案等史料，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这位关键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

1946年，62岁的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38年2月，拉贝回国前谈及他的中国朋友们时动情地说，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翻阅史料的过程中，这席话让张连红触动很深。如今，研究者们在做的就是尽全力把这一页给补上。

由于本土文献资料匮乏，还原这段历史的过程并不容易。所幸的是，有一些珍贵史料被保存了下来：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图书馆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员邰常仁（音译），用打字机逐字敲录下两部外国人的现场记述，并在装订前言里写：“我相信我的祖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两部保留至今的作品是目前已知最早记录日军暴行的英文著作。

2001年12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本由中国人记录的《首都沦陷留守金校日记》被发现，其记述与《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相互印证，成为南京大屠杀完整且重要的铁证。日记的主人，正是程瑞芳。

程瑞芳的日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郭必强是最早发现程瑞芳日记手稿的学者之一，时隔多年，他仍记得从作者笔锋变化中触摸到的那份沉痛：“她在写日记时常写到没墨了才蘸一下，想必是要抒发的情绪太多，难以停止。”

两年前，张连红等学者历时24年完成的首部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专著《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面世，其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收录了安全区内中方成员的故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是国内首批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在他看来，该专著使难民从历史的“被支配者”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大钟

随着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史料不断被发掘，这段沉痛历史的不同切面渐渐走入公众视野。“研究领域的拓展也反映着历史认知在不断深化。”张连红说，“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不再局限于民族苦难叙事，而是将其放入更广阔的研究中，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历史观。不断挖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更多真相，不是持续书写苦难，而是铭记历史，呼唤和平永续。”

荔枝新闻记者/李晋文 方紫薇 王雨琦 李爱 李岩

编辑/王智勇 刘娟 何蓉 倪志新 沈颖 周诗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