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点燃者，其实是林徽因之父林长民，以及梁启超两人

今天的五四青年节，源于1919年中国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熟知的领导者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但点燃此运动的是林长民与梁启超，林长民乃林徽因之父。

请允许我为您详细阐述其中的要点。一、两大政治派系激烈角逐，旨在争夺议会的控制权，以期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林长民与梁启超点燃“五四运动”的缘由，源于两系争夺议会控制权。孙中山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北洋政府逐出议会。袁世凯逝世，议会现新对立：“研究系”对“安福系”。“研究系”依托进步党，骨干为“国民外交协会”，由林长民任理事长，理事含梁启超、熊希龄等北洋要人。而“安福系”以段祺瑞皖系为基础，由徐树铮组织并主导，扮演段祺瑞秘书长角色。直系控制总统与总理之位，段祺瑞转而争夺议会主导权。梁启超的进步党与“安福系”对立，但“安福系”凭借财力与段祺瑞的威望，通过运作占据议会90%席位，即380席。

梁启超怒不可遏，致使“安福系”与“研究系”矛盾激化。他伺机欲给段祺瑞重创，一是挖掘其任总理时的施政瑕疵，二是操控舆论，意图扳倒“安福系”，重掌议会主导权。二、梁启超将《中日密约》作为反击的有力武器，借此展开批判与抗争，旨在揭露条约背后的不公与阴谋，维护国家尊严与利益。机遇降临！1919年，北洋政府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商讨权益。梁启超亲临现场，却发现中国虽胜似未胜，因和会欲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北洋代表竟欲签字。袁世凯主政民国时，经济繁荣。日本为削弱其威信，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袁世凯表面应允，却拖延未签，直至去世也未予承认。

日本急于行动，段祺瑞上台后，他们以巨款为饵，诱其签订《中日密约》，承认《二十一条》。段为资金对付异己，应允了日本。因此，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同意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的协议，有历史缘由。梁启超悉知事件全貌后，愤慨之余，为打击段祺瑞，即刻致电国内林长明，令其动员“国民外交协会”，揭露《中日密约》，借舆论之力阻止签字。三、触发“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如同被点燃的火焰，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林长明收电报后，即刻召集“国民外交协会”要员商议，制定了行动策略：一部分人在报刊曝光事件，另一部分人则负责发动学生运动。

林长明于《晨报》发表《山东亡矣》专文，并附梁启超密电。随后又发《外交警报告国民书》，疾呼“胶州、山东危矣！国将不国！”，揭露段祺瑞《中俄密约》。蔡元培校长召集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许德衍商议后，北大学生迅速联合北京各高校。5月4日，13所高校学生在政法学院集会，定口号与行动方案，随即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这段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五四运动”的直接发起者为梁启超、林长民及其“国民外交协会”，此观点获北洋政府、日本政府及文化界名流的认可。

四、“五四运动”深远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其意义在于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思想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梁启超、林长民引发的运动，后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力，各界人士参与，通过示威、请愿、罢工等形式，成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走向、社会经济及教育，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至关重要，对当今党领导下的社会亦影响深远。总之，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熟知的主要领袖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但真正触发该运动的，实为林长民（林徽因父）与梁启超。

梁启超为戊戌变法领袖，维新派代表；林长民乃清末民初政治家、外交家等。两人皆名人，且培育后代有方，后结为亲家。其后代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就佳话，令人称羡。学习与传承五四精神时，我们敬仰领导者与参与者，也应铭记林长民、梁启超点燃“五四运动”。要继承他们斗争精神，为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安康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