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始皇驾崩后不久，起义就全面爆发了？

先明确一点：

较之其他大王朝的覆灭而言，秦王朝在面对农民起义时仅有3年就彻底覆灭，覆灭的速度确实是太快了。

正常情况下，一个王朝无论再老迈、再腐朽、再反动、再不得人心，在面对农民起义时还是能凭借自身庞大的体量招架相当一阵子，相比之下秦王朝崩溃的速度实在过快。

可是，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受制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河X派”史观的影响，“唯制度论”及“秦国/朝”与六国乃至其他封建王朝强行对立的论断曾在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由此形成了以下一种常见论调：

“秦国因什么什么制度而统一，因统一后该制度如何如何所以就覆灭了”。

其中，涉及的“制度”包括有军功爵制、郡县制、法治/制等。

除此之外，也有观点会将秦王朝的统一和快速灭亡归结于君主的个人行为，比如“秦统一是因为六代明君，灭亡是因为二世皇帝有神经病”。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某小说剧情中“秦国”的文学形象较为深入人心——再度重申，小说怎么写都没问题，有问题的从来都是用小说学历史的人——有一些人会把小说剧情套入历史当中，比如：

“六国贵族复辟”+“始皇密令岭南军团‘中原有变不得回援，秦可灭，华夏不可灭’”，这一论调的受众也不少。

那么，抛开“河X派”史观及小说剧情，秦王朝的快速崩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缕清4个问题：

一是秦末农民起义较之其他王朝末期农民起义而言有什么特殊性？

二是二世朝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否为突然出现的？

三是如果不是突然出现的话，这些问题的源头实际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了二世朝恶化到了什么地步？

四是二世朝中又出现了那些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另外是否存在哪些偶然情况？

铁打江山：秦王朝迅速崩溃之特点

秦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主要位于西楚地区，即战国末期楚国的北部地区，同时也是楚之郢陈、巨阳、寿春所在的核心一带。

彼时，一支900人的军队在大泽乡一带发生哗变——据称，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扶苏”与旧楚将“项燕”混迹在其中当屯长，他们杀死了尉官，带领官兵们起事反抗朝廷。

其后，这支叛军向北移动，沿途的楚地士人携民众附逆，至郢陈之时叛军规模以达到20,000人左右。

另一方面，齐地士人也响应起义，田宗室（非公室）士人田澹亦起事反抗朝廷。

注意，秦末农民起义的主动发源地主要是在齐、西楚两地。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南楚作为旧楚国的核心地区，附逆的时间反倒比较晚。

在义军抵达郢陈之后，秦公子“扶苏”在楚地士人的拥戴下立为楚王，宣布恢复楚之社稷，号召天下士人共同对抗这个残暴的朝廷。

与此同时，战国时期最为活跃也最为擅长投机的魏地士人宣布响应，叛潮由此从天下最中央的魏地向四方蔓延。

有关魏地士人的附逆，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魏地士人究竟是因为像齐人、楚人一样因极度反感秦王朝的统治而主动反抗，还是因为义军抵达紧邻魏地的郢陈时半主动地随波附逆？

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在之后的叛潮蔓延中，义军只要进入了哪个地区，哪个地区就会迅速出现大面积的附逆。

截止至秦王朝覆灭的公元前207年，尚在朝廷掌控中的地区主要又关中（旧秦地）、河东（旧魏/晋地）、蜀郡（旧秦/蜀地）、巴郡（旧秦/巴地），其中只有关中一带出现过义军进入（周文部）但未发生大面积附逆的情况，其他地区则为义军尚未活动到的地区。

至于秦王朝的平叛行动，主要来自于朝廷从中央、长城一带调集的官军，至于地方上很难做出什么像样的镇压。

可见，最迟在二世朝之时，帝国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至于这一现象，有些朋友基于结果导向的影响，认为秦王朝当初如果分封秦公子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可取，毕竟——

无论从地方上的附逆速度来看，还是从战国以降的极端投机氛围来看，就算有封君的话大概率也会附逆。

而如此拉胯的地方表现究竟是原因造成的呢？

“六代明君”：秦之积弊在庄襄朝的爆发

自秦献公之后，秦国共经历有孝、惠文、悼武、昭襄、孝文、庄襄、始皇七朝，其中仅有孝文、庄襄在继位时年龄较长，而且在位时间还很短，其他均为少主继位。

至于少主继位，基本会引发3个连锁反应：

其一，少主需要依仗外戚的力量打压秦公子及前朝重臣，致使外戚势力有所增长；

其二，外戚势力多来自于他国公室，故多与同一母国的外籍重臣进行勾结以壮大自身；

其三，外戚及外籍重臣又多利用自身在母国的政治资源进行外交运作，由此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亲某国派系。

又因为连续出现少主继位的情况，上述连锁反应也就形成了政治惯性，进而引发出了3个不稳定因素：

一是外戚政治成为惯性；

二是外籍重臣坐大成为惯性；

三是外籍重臣利用母国关系或秦公子利用母系关系在朝中挟他国自重成为惯性。

最迟在惠文朝时，秦廷中已出现重臣挟魏自重或挟韩自重的情况。

后至悼武朝时，秦廷全面亲魏，甚至出现了秦王在位的4年中有3年会魏王或魏太子的情况。

在秦武王暴毙后，楚系外戚运作新王继位，并控制了咸阳方面的武装力量，而魏系外戚则运作季君之乱与之对抗，直至魏系外戚被杀或被逐后才终于告一段落。

到了昭襄朝之时，外戚已经向封君化进行转变，即使在“四贵”倒台以后也存在阳泉君一类楚系外戚封君。

至昭襄朝末期，秦公子异人与赵国的某一豪家联姻（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并接受卫籍巨商的投资，由此攻关楚系外戚以争取到了安国君之继承权。

又由于秦孝文王在位时间过短，秦庄襄王随即上位，其所勾结之楚系外戚、赵系外戚、外籍巨商随之在朝中上位。

与此同时，齐籍重臣蒙敖也重新上位——此人曾在五国伐齐之时率领秦军，之后的事迹不详，直至范雎执政晚期曾参与过绊倒范雎的运作——之后成为了最高武将之一，其子嗣蒙武、蒙恬等人也世代占据军、政要职，秦朝之重臣世袭化的先河大抵由此开启。

当然，相比于重臣世袭化的倾向而言，在庄襄朝至始皇朝前期中更为严重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外戚封君化的进一步膨胀，其中：

帝太后的情夫文信侯占据秦相之位，家中蓄养数以千计的门客，其封邑较大且在外国亦有封地；

帝太后的另一位情夫长信侯为战国时期最大的封君，另外在外国也有封邑，且门客亦有数以千计的规模，甚至有武装叛乱的潜力；

楚系外戚的昌平君、昌文君亦身居高位。

可以说，外戚封君化的膨胀程度已严重超过了正常范畴。

这里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按理说，以上积弊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为什么我们时常会忽略掉呢？

大抵有4个原因：

一是外戚势力由于政治压力使然通常会与优秀的外籍士人勾结，这就使得秦廷在人事上最为开放，客观上为秦国的做大做强注入了力量；

二是列国受制于东方惨烈兼并的压力，通常会因为秦廷外戚政治较易被渗透，所以被迫将秦国视为一种资源而非威胁——注意，这不等于列国不知道秦之威胁，不过倒也解释了为何列国合纵的诉求从来不是消灭秦国，只是压制秦国；

三是秦国在上述条件下易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由此掩盖了朝中的一系列问题；

四是列国的朝堂也出现有高度糜烂的现象，进一步掩盖了秦廷的一系列问题。

当然，以上说的只是问题可以在视觉上被掩盖住，不等于不会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