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病缠身，却写出一部惊风泣雨的回忆录，书问世三版仍供不应求

1947年9月2日，何耀榜率领的游击队与刘邓大军一部在七里坪会合。从此，各支游击队汇入刘邓大军的滚滚洪流之中，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何耀榜长年钻山沟，爬山洞，趴 冰卧雪，关节染上严重风湿，行走很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采纳了何耀榜的意见，同意他不担任具体工作，静心休养。1956年夏，湖北军区安排何耀榜到上海休养，同时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参观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

在华东医院，何耀榜开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此时，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南京军事政治学院学习。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组织编写红军时期各支人民军队战史资料的要求，诞生于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红25军已经开始组织人马，讨论方案，收集材料。

然而，红28军的老战士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对是否是否编写红28军战史，如何编写红28军战史，意见不一。

这主要是抗战时期高敬亭被错杀后未予平反，红28军的老战士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人气愤难忍，有人讳而忌医，有人心甘委屈。听说何耀榜在上海华东医院休养，几位老战友一同来到上海，专程找何耀榜商量。

何耀榜对红28军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如指掌，认为红28军是党领导的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在南方八省十三支游击队中，是唯一一支成建制的红军部队。红28军人数最多，武器最好，牵制和消灭敌人最多，历史功绩不应抹杀。

然而，如何摆正和处理红28军与高敬亭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有一定的难度，弄的不好就会发生政治偏差，出现政治风险，有人甚至担心会戴上“为高敬亭翻案”的政治帽子。

几个人讨论来商量去，不能作出决断。老战士蔡炳臣十分着急，他认为何耀榜不在工作一线，又熟悉红28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先由他撰写几篇回忆文章，看一看反应。大家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何耀榜也欣然同意。

于是，何耀榜开始忙碌起来了，思绪驰骋在历史的天空，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戎马岁月，回到了凄风苦雨的战争年代。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当年的历史过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清晰地展现在了他面前。

他觉得仅仅写几篇回忆文章分量不够，容量也不够，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更对不起自己死难的战友。他要把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反映出来，把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一一记录下来。

何耀榜的想法得到了妻子陈苏波的热情支持。俩人齐心协力，一个口述，一个记录，后来风靡全国的《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就这样在病房里和轮椅上启动了。

在华东医院两个多月，几万字的回忆材料整理出来了。根据何耀榜的要求，陈苏波将资料打印后，送红28军老战友中传阅，征求意见。大家看后反映不错，均表示支持，并要求尽快把这本回忆录整理出来。

回到武汉后，何耀榜继续充实自己的回忆资料。但要完整地反映大别山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不能不提到高敬亭。高敬亭是红28军的核心人物，如何反映他的历史功过，何耀榜犯难了。

如果把高敬亭说得一无是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满足老战友的心愿，更是对红28军历史的侮辱，战友们自然不能接受。如果过高地渲染和反映高敬亭的历史功绩，环境不允许。他只能尽量地回避，必要交待和说明时，也只能有褒有贬，有抑有扬。

何耀榜对妻子陈苏波说：“高敬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他像一只老母鸡，把红28军紧紧地裹在一起，功不可没。他不分轻重，杀人很多，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可当时环境复杂，条件艰苦，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而投敌叛变，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战争年代，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能把过错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

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高敬亭，实属难能可贵。这其中既包含着两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也有他本人不计恩怨，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更融入了他尊重历史，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工人出版社得知何耀榜写作回忆录的消息，派人来武汉联系，洽谈书稿出版事宜，获取了此书优先出版的权利。书稿完工后，一年多过去了，可工人出版社不仅没有出版此书，也没有关于此书的任何回音。出版搁浅了，何耀榜分析可能与高敬亭的问题有关。

就在这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位负责同志从《红旗飘飘》上看到一篇回忆文章，提到红28军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谈判的情况，出现了“何耀帮”的名字。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准备组织出版一批书籍，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认为这篇文章意犹未尽，很有挖掘价值，把目光锁在了“何耀帮”的身上。

“何耀帮是谁？经历如何？现在何处？”许多人并不知情。青年出版社经过调查考证，确认“何耀帮”就是何耀榜。他们认为何耀榜长期坚持大别山的武装斗争，在鄂豫皖边家喻户晓，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此时，电影《五更寒》正在全国各地上演，获得了感人的艺术效果。该片描写解放战争初期，我正规部队撤离中原解放区后，县委刘书记率领大别山地区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情景。他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艰难和困苦，与敌人、叛徒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革命胜利高潮的到来。该片客观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历史环境，而主人公刘书记、刘拐子，就是根据何耀榜、刘名榜的生活原型塑造出来的。

一条条有价值的信息汇聚到社长的案头，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浓厚兴趣。他们认为何耀榜是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的一杆红旗。在人民军队里，他是红25军的团长，红28军的师长，新四军的旅长；在地方，他是特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工委书记，是不可多得的传统教材。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湖北省委联系后，派人前往武汉。他们得知何耀榜在妻子陈苏波的帮助下，已整理出一本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惊喜万分。

《大别山上红旗飘》是第一本反映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录，也是建国后老同志撰写的第一本回忆录。看完留存的底稿，他们认为特色鲜明，真实细腻，情节曲折，生动感人，对青少年很有教育意义，于是迅速返回北京，向出版社负责人汇报，并积极主动与工人出版社联系。

正如何耀榜所料，书稿在工人出版社搁浅，是因为涉及到高敬亭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现了两种声音，社长也犯难了。事件到了这一步，总不能半途而废。社长鼓起勇气，大胆地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写信，并将何耀榜回忆录底稿呈上，请求指导和指示。

红军时期，邓子恢坚持了闽西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对当时的苦难环境了如指掌，对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感同身受。抗战初期，邓子恢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是当年高敬亭被冤杀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

青年出版社焦虑地等待着，不久收到邓子恢副总理的批示：同意出版。

1959年7月，建党38周年之际，建国10周年前夕，《大别山上红旗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该书首印五万册，不到一个星期，一抢而空。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18万册，仍是供不应求。各新华书店排满了长长的队伍，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以阅读此书为荣，拥有此书为幸。为满足社会需求，广西、河南、辽宁三家人民出版社各再版五万册，也销售一空。

《大别山上红旗飘》，向人们展示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展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精神风貌，教育和影响了共和国一代又一代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