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汉骞和刘玉章都毕业于黄埔4期，但54军和52军的表现却大不相同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军队已土崩瓦解。

尽管国民党军的嫡系主力几近全灭，但部分残存部队仍试图依托长江以南及西南地区的复杂地形负隅顽抗，这些部队虽号称“嫡系”，却在我方的战略追击中走向分崩离析。

本文将盘点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残存的主力部队及其去向，看看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所谓“主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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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前夕，南京方面将守卫长江的作战任务托付给了汤恩伯指挥的军事集团。这支队伍号称辖有25个军，总兵力约75万，其中包括第52军、第54军等劲旅。

第52军因为曾在台儿庄、长沙会战当中颇有战绩，再加上在关麟征率领下曾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在古北口一带御敌，被外界称为“第六大主力”。

它的前身是从辽沈战役营口突围的残兵败将，后经整编配以美式装备，成为国民党军寄予厚望的所谓“上海防线的主力”。

军长刘玉章曾在上海月浦一带督建钢筋水泥碉堡群，试图凭借密集火力遏制攻势。

这支部队堪称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尚存的少数精锐之一。然而，汤恩伯集团的命运并未因此扭转。渡江战役后，其麾下如第20军、第88军等部队接连崩溃，有的退守浙江、福建，却无力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到1950年，华东地区的国民党主力已如秋风扫落叶般被彻底清除。

西南战场上，胡宗南军事集团与宋希濂的第14兵团成了国民党军最后的指望。

胡宗南作为蒋的心腹，统率第一军等部队，兵力约30万。

然而，这支军队装备陈旧，士气低落，形同散沙。

1949年12月，二野联合第18兵团发动西南战役，胡宗南弃成都不守，率残部奔向西昌，在紧追不舍下，仅携少数亲信乘机逃往台湾，其余部队尽数覆灭。宋希濂的第14兵团曾是华中战场的精锐力量，却在大渡河一役中被分割包围。

宋希濂本人被俘，麾下部队全军覆没。西南战局的迅速崩塌，宣告了国民党依托地形长期抗争的幻想化为泡影。

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则是在三大战役后少有的未被重创的力量。其核心——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以骁勇善战闻名。

1949年8月，白崇禧试图在湖南衡宝一线构筑防线，却因陈明仁在长沙投诚而陷入前后夹击的绝境。衡宝战役中，东野以迂回包抄切断桂军后路，第七军主力被彻底击溃，白崇禧率残部退入广西，后辗转逃至海南，最终赴台。

桂系的覆亡，标志着国民党在华南的军事存在画上句号。

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残军选择了更为离奇的生存之道。1949年底，原第8军237师709团在李国辉率领下逃入缅甸金三角，与当地散兵游勇汇合，自称“中华民国复兴部队”。这支队伍以贩毒和开垦为生，竟一度击败缅甸政府军，俨然成为当地的“土皇帝”。1953年派李弥接管，兵力增至3万余人，甚至筹划反攻云南。

随后李弥主力溃散，残部融入当地留下6万后裔。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内部离心离德愈发严重。1949年5月至12月，先后有7位兵团司令率部投诚，带走40余万兵力，其中包括陈明仁的长沙投诚、张轸的武汉投诚等。这些倒戈不仅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也为南下扫清了道路。

例如，陈明仁的10万投诚部队直接导致华中防线失守，迫使白崇禧南撤。这些残存主力的结局，既是战场上实力悬殊的写照，也是失道寡助的必然。

从汤恩伯的困兽犹斗，到胡宗南的狼狈出逃，从桂系的烟消云散，到金三角的荒诞传奇，这些部队的消亡无不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真谛。

三大战役的硝烟散尽后，历史的车轮已势不可挡地驶向新生：

三大战役虽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根基，但这些战略决战不仅改变了力量对比，更成为国共两党将领命运的分水岭。其中，阙汉骞的第54军、刘玉章的第52军以及陈明仁兵团的经历尤为值得细述。

这三支部队均为三大战役后残存的黄埔系精锐，多配备美式装备（第52军虽非全美械，但源自关麟征起家部队，装备与待遇远超普通国军）。它们的命运轨迹，或是顽抗至溃散，或是侥幸逃生，或是幡然醒悟投向光明，恰如国民党军事集团覆灭的缩影。

若论国民党军中能征善战的将领，阙汉骞有着一席之地。

这位黄埔四期出身的猛将，早年在淞沪会战中以近身白刃战扬名，抗战后期又在滇西反攻中屡立战功。他麾下的第54军自1943年组建起便是美械劲旅，士兵多为远征军老兵，战斗力在国军中首屈一指。辽沈战役中，第54军编入东进兵团，试图打通锦州与葫芦岛交通线。

在塔山阻击战中，阙汉骞率部向东北野战军防线发起十余次猛攻，甚至调用舰炮支援，却始终未能撼动四纵的坚固阵地。此战虽未令54军全军覆没，但损耗惨重，阙汉骞事后叹道：“炮弹耗尽，士卒残破，塔山如熔炉。

”淮海战役中，第54军奉命北上增援黄维兵团，因战局急转直下，未与主力交锋，得以撤至江南。

真正让第54军元气大伤的，是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作为汤恩伯集团的中坚力量，第54军驻守吴淞口，试图凭借坚固工事抵挡第三野战军的攻势。然而，在潮水般的进攻下，其下属198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殒命，残部退入市区。

汤恩伯下令总撤退时，阙汉骞率部分官兵乘船逃往舟山，但部队建制已支离破碎。抵台后，第54军虽名义上重建，却沦为二线守备部队。阙汉骞因战败失势，仅挂了个防卫副司令的闲职，1972年郁郁而终。

相比之下，刘玉章的第52军堪称国民党军中的“逃生大师”。这支部队源自关麟征系统，抗战时参与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以机动灵活著称。1948年辽沈战役前，刘玉章敏锐察觉东北局势无望，力劝卫立煌放弃增援锦州，转从营口海路撤离。

这一建议虽被廖耀湘嗤之以鼻，却最终成真：当廖兵团在辽西覆灭时，第52军成为东北国军唯一全身而退的部队。此役的“成功”让刘玉章深受蒋中正赏识。1949年上海战役中，第52军负责防守浦东，刘玉章采取灵活防御，以密集火力迟滞三野10兵团的推进，一度给对方造成不小伤亡。

然而，当战局恶化，他再度果断撤离，拒绝执行汤恩伯的死守命令，率残部抢先登船退往舟山，虽被同僚斥为“临阵脱逃”，却为国民党保住了一支完整的美械部队。

退守后，刘玉章的军事生涯迎来转机。

1950年，他出任防卫司令，后晋升陆军一级上将，至1970年退役时，已执掌警备总司令长达十年。

第52军则迅速转型为“御林军”，刘玉章晚年著书自辩，称撤离东北为“战略转移”，但部下私下坦言：“若非跑得快，第52军早成第二个74军。”

与阙汉骞、刘玉章的顽抗不同，陈明仁的选择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这位因在抗战时期的远征军战场作战颇有战绩而受到嘉奖，却因派系斗争被陈诚排挤，1948年调任武汉警备司令，实为明升暗降。

1949年8月，白崇禧集团在湖南连连失利，陈明仁在程潜影响下秘密联络我方。

当试图将其部调往广西时，他于长沙通电投诚，率7.7万官兵改编为解放军第21兵团，此举不仅瓦解了国民党在中南的防线，更加速了西南解放。

投诚后的陈明仁备受礼遇，先后担任第55军军长等职，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成为少数获此殊荣的原国军将领。

其旧部多投入剿匪与建设，部分骨干在抗美援朝时期还赴朝作战。

晚年，陈明仁曾感慨：“四平之战让我背负骂名，长沙抉择则洗尽一生污点。”

三大战役后的这三支部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第54军在顽抗中耗尽精锐，沦为二线部队；第52军凭灵活撤退苟延残喘，成为国民党军最后的嫡系部队，而陈明仁兵团则融入到了人民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