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4分,首作拿下票房冠军,她值得!

一条 16小时前 阅读数 15 #推荐

电影《还有明天》正在院线热映,

这部意大利电影罕见地出现口碑逆袭——

豆瓣评分由最初的8.4一路飙升至9.4,

引发热议不断。

该片的导演、编剧、主演,

是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女演员的宝拉·柯特莱西(Paola Cortellesi)。

这部导演首作拿下了意大利2023年票房冠军,

斩获五项有着“意大利奥斯卡”之称的大卫奖。

故事发生在1946年的罗马,

围绕主角迪莉娅——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有关家庭暴力、性别歧视

与女性觉醒的议题展开,

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呼应。

影片有着精巧的叙事结构,

尤其是结尾的反转,

让许多观众大呼“神来之笔”:

“我以为她想要爱情,没想到她选择战斗!”

柯特莱西接受一条采访

《还有明天》编剧曾在采访中形容,柯特莱西在片场时常常像个士兵,执行力超强

3月8日当天,一条在上海见到了柯特莱西导演。

她向我们聊起电影创作的细节,

和其中的女性议题:

“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显然需要讨论的话题,

我很高兴是我来讨论这个话题。”

编辑:陈必欣

责编:鲁雨涵

柯特莱西在中国首映礼现场

1946年,意大利罗马,一个寻常早晨,家庭主妇迪莉娅刚从睡梦中醒来。身旁的丈夫伊万诺一扬手,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迪莉娅的表情却没有丝毫波动,她照常起床,梳洗更衣,为全家准备早饭。

影片中,迪莉娅常年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

这是电影《还有明天》的开头一幕。只需要再往下看几分钟,观众便不会再为迪莉娅的反应疑惑——在这个底层家庭里,丈夫是绝对的主导和权威,妻子早已习惯丈夫的暴虐,她忙碌于照顾一家老小的琐碎家务中,还要打零工贴补家用。

“这是来自那个时代的真实讲述。”宝拉·柯特莱西介绍,电影的灵感最初来源于她听祖母、曾祖母讲起的故事,而自己是最后一代,还能听见亲历那个时代的长辈回忆的人。

“这些女性一直在为他人服务,她们的付出却从未得到感谢。她们在历史上,甚至在自己的家庭中都被忽视,仿佛从未真正存在过。”

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兴起,这些电影注重纪实性,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为了还原时代背景,柯特莱西选择将电影拍成了一部黑白片,与意大利电影的新现实主义传统相呼应。

这段曾被沉默掩盖的历史,在近80年后迎来了声势浩大的回响。2023年,《还有明天》在意大利上映,一举拿下全国年度票房冠军,超过了当年全球大热的另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芭比》以及《奥本海默》等好莱坞大片,进入意大利影史票房前十。

2011年柯特莱西曾凭借《没有人可以审判我(Nessuno mi può giudicare)》获大卫奖最佳女主角(左),2024年她凭借《还有明天》再次获此奖项(右)

这一年,柯特莱西恰好50岁。她的演艺生涯从13岁当歌手开始,之后转向表演,逐渐成为意大利最广为人知的女演员,收获大卫奖、银丝带奖、意大利金球奖等诸多奖项认可。这部《还有明天》让她再次荣膺大卫奖影后,同时获得最佳新导演奖。

今年妇女节,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上海首映礼现场,座无虚席的影院里,柯特莱西在一片欢呼声中出场。她一路小跑,穿过观众席,这幅画面也仿佛与电影结尾迪莉娅奔跑在街头的一幕遥相呼应——

当柯特莱西站在台上,握住手中的话筒,影片中的迪莉娅同样攥紧手中的信件,那是一张选票。1946年,是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的重要历史时刻,这是影片令人振奋的转折点,也是无数真实的迪莉娅们为自己追寻“明天”的开始。

迪莉娅奔向投票现场

“这是一部以过去为背景的当代电影,”柯特莱西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拍摄初衷,“我想把一颗鹅卵石扔进水里,看看涟漪会把你带到哪里。”

这片涟漪如今向我们涌来。

遥远的年代,异国的场景,黑白的色调,都没有阻碍这部影片传递出真挚而强烈的情感力量,柯特莱西的发言不时引发掌声雷动。

首映礼结束时,柯特莱西动情地感谢中国观众的支持

中国观众的回应让她倍感惊喜:“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起初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结果,我就像收获了来自成千上万人的拥抱一样,非常美妙。”

面对一条的镜头,柯特莱西细致讲述了她对电影创作与女性主义的理解,关于呈现暴力的方式,关于独立意识的觉醒,关于捍卫权利的必要,关于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的当下。

2023年11月,意大利民众在游行活动中反对对于女性的暴力行为(图源美联社)

2023年11月,《还有明天》在意大利上映期间,一位名叫Giulia Cecchettin的22岁女性被前男友谋杀,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柯特莱西也参与其中。

那一年,意大利已经发生了100起谋杀女性的事件,“在意大利,每72小时就有媒体报道有一名女性被杀害,”柯特莱西报出一个数字,并向我们解释了一个名词:“femicide”:“这就是‘针对女性的谋杀’。”

“所以我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谈论现在的现实。”她说道。‍‍‍‍

电影里迪莉娅被伊万诺殴打的过程被呈现为一段交谊舞

伊万诺的暴力行为被表现为舞蹈动作

电影里,迪莉娅每日遭受的家庭暴力,被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迪莉娅脸上的血迹用特效制作,出现后又迅速消失;她被伊万诺殴打的场面更是直接变成一场交谊舞,搭配节奏明快的背景音乐。

“在那个年代,家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想把这些场景表现为一种经常发生的仪式。”柯特莱西解释如此设计的用意。

正如影片开头迪莉娅面对那一记耳光时的淡漠,她希望让观众感受到这个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对她来说,“(经历家暴)是一件循环往复的事情,就像一支舞蹈。”

柯特莱西曾在采访中感谢演员马斯坦德雷亚的支持:“他从一开始就愿意参与这个项目,这个人物如此负面,只有像他这样勇敢而有能力的演员才能扮演他。”

在写作剧本时,柯特莱西脑海中的伊万诺是一个更为残暴的男人形象,但她最终推翻了这个设定。银幕上,由瓦莱里奥·马斯坦德雷亚扮演的伊万诺穿着有些皱皱巴巴的汗衫,挺着啤酒肚,留着意大利男人标志性的胡须,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男人——

“他是一个正常人,却表现得像个怪物,因为这就是他所受到的教导。”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喜剧元素的加入,也绝非许多观众担心的对暴力的美化。恰恰相反,柯特莱西谈到,自己警惕的是影视作品将暴力画面呈现为一种奇观:“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血腥的细节,以至于越来越麻木,但这并不好。面对暴力,我们应该始终感到震撼。”

对于女性遭受的暴力,柯特莱西不希望它们一再被猎奇的“偷窥欲”所掩盖。“如果我专注于描绘暴力的细节,比如那挥拳一击,那些血迹或伤口,这可能会让观众忽略更重要的核心,那就是暴力行为的本身及其残酷性。”

80年过去,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仍是反复上演的现实,“时至今日,这种将爱情视为占有他人的心态依然存在着,也依然压迫着女性。”柯特莱西认为,这正是这部看似老旧的电影能够引发如此多共鸣的原因。

“现在女性可以离开,可以报警,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拥有了权利和保护,”柯特莱西说道,“但还不够,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听到问题后,柯特莱西幽默可爱的反应引发现场笑声一片

上海首映礼中的一个小高潮,来自一位观众的提问:“我对这个结局有一点小小的可惜。当我们以为迪莉娅会追随自己的爱情去逃亡,但没有,她去投出了自己的选票。她回到家后,她的丈夫会如何对她?这张选票对她个人有怎样的改变?”

在诸多采访和现场互动中,结局的设置大概是柯特莱西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意大利观众看到最后,还在期待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来到中国,她也再一次给出坚定的回答:

“我希望那些曾期待迪莉娅能被一个男人拯救、带她逃离的观众们,会因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和遗憾。她是靠自己得救的,她获得了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没有什么比这更强大的了。”

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有许多两性不平等的规定,例如对于电影中丈夫对妻子施暴的行为,法律常予以淡化,甚至视为“纠正行为”;而妻子但凡对丈夫有轻微伤害,则可能被判数月监禁或罚款

“我并不是在讲述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而是在讲述现实。”在这个现实主义的故事里,迪莉娅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她不是一个叛逆者”,柯特莱西不断强调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这位家庭主妇在处理家务与工作的过程中,又展现出她其实具备过人的能力。“即使是现在,许多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我们每天做着数以万计的事情,只是自然而然地去做,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

所以重要的,是女性要拥有“对自我价值和重要性的认知”。

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89%的女性参与了当年的意大利国体公投,在2500万选民中,有1300万是女性

“伊万诺在身体意义上始终是比迪莉娅更强大的,”柯特莱西冷静地说道,“比起简单地向伊万诺回击一拳,形成这份认知更加意义重大。”

比拳头更有力的回击,是权利。“国家第一次用她的姓名告诉她,她拥有权利,她的声音是有份量的,她的投票是有意义的。”

“意识到自己能自救,找到勇气,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和人类的价值,我相信,这种自我觉醒远比希望一个男人来拯救她,要强大得多。”

这段问答结束后,现场响起了首映礼开始以来最激烈而长久的掌声与欢呼。

电影里,已经工作多年的迪莉娅拿的工资还比不上一个刚来的年轻人,老板只撂下一句解释:“因为他是男的。”

类似的情节也曾真实发生在柯特莱西身上。在作为演员的从业初期,她收到过一份报酬合同,上面写着这样的备注:“(这个薪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不错”。

电影《人艰不拆》中,柯特莱西扮演的建筑师Serena假扮是男性朋友的助手,才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不是柯特莱西第一次在作品中讨论职场中的性别歧视。早在十年前,柯特莱西首次担任联合编剧的电影《人艰不拆(Scusate se esisto!)》中,她扮演了一位建筑师,在英国拥有成功的事业,回到罗马后却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直到在一位男性朋友的帮助下,承包商才认可她的项目。

这段故事的灵感同样来源于柯特莱西的亲身经历。在一次剧本会议上,柯特莱西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但其他人却只看向她的两个共同编剧——两个男性。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隐形的,好像一个好的想法不能来自于女性一样,”柯特莱西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我有点生气,但也有点想笑,所以我们写了一部电影来谈论这个话题。”

柯特莱西凭借电影《最后一个》提名大卫奖、银丝带奖最佳女主角

在之后的作品里,柯特莱西延续了这样的批判意识。2015年的电影《最后一个(Gli ultimi saranno ultimi)》中,她扮演了一位因怀孕被工厂拒绝续签工作合同的女性Luciana;她还曾评价意大利的MeToo运动是“肤浅且有误导”的:“它几乎只关注职场性骚扰和暴力,只点名那些非常知名的肇事者。但它没有触及女性本来就遭受的那些病态的权力不平等。”

在北京路演场,柯特莱西再次提到这些根植于父权文化中的隐蔽现象:“社会进步有很多层面,制度性的层面往往会走得更快一些,比如这些年有更多法律保护女性的权利。但思维与心理层面往往走得更慢。我们今天仍然要严阵以待。”

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柯特莱西坦言:“这也是我仍在学习的事情,自我认知和自我尊重。”当初在剧本会议上,为他人的目光而产生的“内耗”早已不再困扰她:“我们许多人,尤其是我们女性,往往会去取悦他人,想让别人高兴,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柯特莱西在社交媒体为抗击乳腺癌活动“Race for the cure”宣传

在《还有明天》的末尾,一行字幕出现:“献给Lauretta”。有中国观众问起柯特莱西这是谁,她温柔地笑了笑:“Lauretta是我的女儿。”

女儿也是柯特莱西的创作灵感之一。在编写剧本时,编剧团队研读了大量杀害女性的案件和女性权利研究的书籍。有一天,柯特莱西和女儿在睡前一起读一本名为《妮娜与妇女权利(Nina e i diritti delle donne)》的儿童读物,读到关于女性离婚权、堕胎权、投票权的历史,当时才8岁半的女儿在一旁非常惊讶:“她不敢相信,过去女性竟然没有任何权利。”

女儿的反应让柯特莱西既感到欣慰——“她生活在一个这些权利已经被认可的时代”——但同时也感到担心:“我认为她应该知道这些权利是如何得来的,正是因为那些曾经为之奋斗的人,她今天才能享有这些权利。

“她也必须明白,这些权利并非是永久不变的,它们随时可能被剥夺。因此,她必须对此保持警觉,并且有能力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影片结尾,迪莉娅和女儿玛塞拉相视一笑

柯特莱西将这部电影献给女儿,同时,“也献给所有必须关注这些问题的女孩和男孩”。

在电影结尾,迪莉娅意外遗落的选票,最终是由女儿玛塞拉带到现场交还给母亲。改变在发生着,也将继续延续,从母亲到女儿,从今天到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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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未在美中度过的生活,都是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