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后秦国几乎没有法外开恩故荆轲刺秦时侍卫均袖手旁观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历来为人津津乐道。那场生死瞬间，荆轲拔剑刺向秦王，而秦王仓皇逃跑，侍卫却未能立即上前救援。为何侍卫眼睁睁看着荆轲追杀秦王，却因“非有诏不得上”而无动于衷？他们是为了遵守一条死板的法律，而甘愿看着自己的君王陷入险境吗？这并不是单纯的侍卫无能或秦法僵化的问题，而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间的张力。

秦法为何如此严格，连拯救君王的行为都可能被判死罪？答案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确立的两大核心原则：“壹法原则”和“明刑原则”。前者强调举国一法，任何人无论地位多高，都不得享有法外之恩；后者则强调功过不相抵，即便救了君王，若违反了法定程序，依然不能免除惩罚。这一原则从商鞅时代起便根植于秦国法律体系中，确保执法严格公正、不徇私情。当年商鞅自己就处理过类似的事情，“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试想，如果当时侍卫不顾秦法的限制，持兵器冲上大殿刺杀荆轲，尽管他们救了秦王，但按照秦法，他们的命运依然难逃死刑。秦国的法律不允许在没有诏令的情况下执兵上殿，哪怕动机再正当、结果再完美，都不能免除程序违法的事实。

商鞅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侍卫救了秦王，秦王是否会因感恩而赦免他们？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的。在商鞅的《画策》中，他明确指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家的混乱源于有法不依，法律若不能被严格执行，国家便会滑向衰败。商鞅变法的初衷就是确保法律的刚性和权威，防止君主或任何人以私情破坏法律的公正性。正因为如此，秦王自己也不敢随意破坏秦法的原则，否则将动摇整个帝国的法治根基。

更重要的是，秦法不仅要求对违反法律的人严格惩罚，还对执法不力的官员进行更严厉的处置。在商鞅的法律体系中，执法官员若不行使王法，罪加一等，甚至可能连坐三族。这种对法律执行力的高要求，使得秦国的执法体系异常严密。侍卫们非常清楚，即使他们上前解救秦王，等待他们的也不会是奖赏，而是法律的无情惩罚。在这样的法律氛围下，他们宁愿选择旁观，也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违反秦法。

这种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正是秦国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基石。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秉持“法外无恩”的原则，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因此，秦法的威慑力不仅体现在士兵和官员的行为约束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和恐惧上。即使在秦王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法律的力量依然主导了整个局面。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真正让人震撼的不是荆轲的勇猛或秦王的狼狈，而是侍卫们内心的挣扎。他们急切地想要解救君王，却被秦法束缚得不敢上前。在那一瞬间，展现的不是秦法的僵化，而是法律的胜利。即便身处生死存亡的时刻，法律仍然主导着所有人的行为，彰显出古代秦国法治的严肃性和力量。

现代社会中经常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但当回望秦国的历史时，可以发现秦法的严格和无情正是其强盛的源泉。虎狼之师不过是秦法的产物，真正令人生畏的是那套使每个人都敬畏的法律体系。这种无情的法治精神，在当时的燕国、齐国，甚至后来的汉唐都难以见到。

如果回到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场景，焦点不该是秦王仓皇逃窜的狼狈身影，也不应是荆轲舍命刺杀的英勇姿态。更值得关注的是侍卫们面对秦法时的内心挣扎与恐惧。在那一瞬间呈现出来的不是秦法的僵硬，而是法律的权威和力量。曾经被认为残暴的秦国，依靠这套冷酷无情的法律体系，不仅维持了国家的秩序，还展现了其对法治的高度重视，令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深感敬畏与唏嘘。

当回顾这一段历史，或许可以从中思考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博弈中，真正胜利的究竟是什么？在秦国，答案显然是程序正义。这种对法律的绝对遵从，正是秦国成为强大帝国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