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睁眼看中国的“万斯们”才是乡巴佬

作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博士，想必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定知道家喻户晓的李约瑟和萨义德，但是当他在新闻节目上以“乡巴佬”来称呼中国人并一脸鄙夷的时候，恐怕还是得重新读读李约瑟和萨义德才行。

从“李约瑟难题”说起

80多年前，当中国满目疮痍深陷“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时，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带着对古老中国的好奇来到中国。在来中国之前，李约瑟跟那个时代的普通西方人一样，既被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氛围所影响，也或多或少对中国这一神秘国度抱持各种偏见。在中国四处游历、考察之后，李约瑟惊讶发现，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原来如此辉煌、如此灿烂，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其后，李约瑟开始着手编写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在第一卷的序言中发出叩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的叩问后来被总结为“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显然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一个历史命题、文化命题。

虽然人们对“李约瑟难题”有不同解释和答案，但至少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并非天然不如西方，而是在西方国家产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才迅速从最先进的国家跌入低谷。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 奇波拉在《工业革命之前：1000-1700的欧洲社会与经济》一书中讲到，在公元1000到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农业社会且处于黑暗时代，与同时期中国相比，西方更为贫穷与落后。18世纪之后，一切都被逆转。随着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上迅速崛起，中国就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被英国及其他西方势力打败，并沦为半殖民地。这也是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

“先进”与“落后”没有绝对界线

如果“万斯们”在更长时间脉络里来看中国、看西方、看世界，就不会如此傲慢与无知，因为“先进”与“落后”的界定并不是绝对的，就像传统与现代一样，今天看似“先进”的西方不仅曾经历过“黑暗时代”且现如今也有“落后”，今天在“万斯们”看来是落后的“乡巴佬”中国也曾在许多领域领先于西方且也有“先进”。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视野，没有文明与野蛮的辩证，而只是带着意识形态偏见从短时段、单向度来考察中国和世界，难怪中国外交部面对万斯“乡巴佬”的说法会诧异又悲哀，也难怪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发出“让美国那些‘乡巴佬们’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前去哀鸣吧”的豪言。

李约瑟曾说，“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的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百川纳海是李约瑟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比喻，不但适于描绘科学的历程，也适于描绘整个人类文明。这一点，值得“万斯们”好好学习。

相较于来自英国的李约瑟，“万斯们”应该对同为美国人的萨义德更熟悉。作为国际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学院派学者之一，萨义德最为外界所知的，就是他的“东方学”研究。虽然中国并不包含在其“东方学”的范例中，但其以犀利的眼光和笔触揭露的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却同样适用于中国。

西方中心主义建构出“东方”偏见

在萨义德看来，所谓的“东方”是由西方来界定的，是西方以东的近东（小亚细亚、土耳其）、中东（伊斯兰文化区）和远东（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地区。19世纪以来，与落后、野蛮、专制的东方比较而言，先进、文明、民主的西方，自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优越感。但西方所创造出来的“东方主义”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西方传统，是对东方世界的偏见。

萨义德说，西方对东方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建构的过程：由于近东和中东与欧洲的距离并不远，在早期的贸易、宗教交流和战争中，西方人逐渐对东方人产生了这样的判断：东方充满着异国情调，他们是神秘的、迷信的。正是西方以“再现”的方式在教科书和学术中创造了一系列关于“东方”的话语，使这些话语通过正规的教育而成为了广泛承认的知识。因此，通过西方学者生产出来的东方知识与真实的东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换言之，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东方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建构和话语“再现”。而这种“差异”又被掌控知识诠释权的西方学术界所抹去，从而将真实的东方消灭，而将西方“再现”的东方予以合法化。

在1968年所写的《被面像的阿拉伯人》一文中，萨义德说，“如果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域足以引发注意，那是个负面的价值。他被视作对以色列和西方生存的一个破坏因素，或……对1948年以色列立国的一个应予克服的障碍。巴勒斯坦被想象为一片空旷的荒漠，等待出现一夜繁荣，现有居民是些无足轻重的游牧人，对土地没有固定的所有权，因而也没有文化根基。”也因此，在萨义德看来，在西方眼中，巴勒斯坦只是作为“一道战斗号令而非一个民族”存在着。联系到今天的以巴冲突以及202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游行，可以说萨义德自1967年之后不断冒着死亡威胁发出的呼号，至今仍作为问题存在着。

发出“乡巴佬”之言的万斯，虽然也是西方文化建构的产物，但作为耶鲁大学高材生，且以《绝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直译《乡下人悲歌》）一纸风行的他，理应对遭受强势话语权压制的弱势群体有更多共鸣，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更深切的体悟，却一再表现出对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故步自封的偏见。从这个层面来看，万斯显然更像是“乡巴佬”，一个固守西方中心主义且不愿睁眼看中国、看世界的“乡巴佬”。须知道，是否乡巴佬从来不取决于出生、地位和身份，而是取决于能不能以开放、包容、平等、尊重的心态来看待万事万物，当然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