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遵义会议上挖苦毛主席，80年代他儿子参观遵义旧址时也遭挖苦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史中，凯丰（何克全）是一个充满复杂性与转折性的人物。

他既曾在遵义会议上公开质疑挖苦毛主席，又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坚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家；既是苏联留学派的核心成员，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廉洁奉公的模范干部。他的一生，既见证了党内路线的激烈斗争，也诠释了革命者自我革新的精神力量。

1906年，凯丰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普通家庭，早年就读于萍乡中学时便受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影响，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动。

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后，他化名“未名”在鲁迅主办的《莽原》发表揭露北洋政府镇压革命的通讯，遭通缉后于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段留学经历成为其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他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博古、张闻天等人结为同窗，并深受教条主义影响。

1930年归国后，凯丰在博古引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迅速崭露头角。他历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团广东省委书记，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上以28岁之龄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跻身中央核心层。

在中央苏区，他坚定支持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认为“阵地战”“正规化”是应对国民党“围剿”的正确策略，这种教条化思维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他仍担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继续维护博古权威。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凯丰政治生涯的分水岭。作为博古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会上公开质疑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不过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甚至断言“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过时了”。

面对尖锐批评，毛泽东以“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反问，令凯丰语塞。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凯丰则因坚持错误立场被撤销职务，陷入政治低谷。

然而，历史给了他自我修正的机会。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军事奇迹，让凯丰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在云南威信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他公开收回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坦言“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领导革命”。这种思想转变，既源于实践的教育，也体现了他“知错能改”的政治勇气。

抗战爆发后，凯丰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展现。1937年任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他主持创办《新华日报》，起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为统一战线的理论构建作出重要贡献。在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撰写3万余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系统揭露其错误，被毛泽东赞为“理论战线的先锋”。

延安时期是凯丰思想成熟的黄金阶段。他参与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为抗日军政大学创作校歌，其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被毛泽东采纳；在整风运动中，他提炼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经典概括，推动全党思想解放。1945年，他随军赴东北，主持编纂首版《毛泽东选集》，为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历任沈阳市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在沈阳，他整顿官僚主义，推动工业复兴，将沈阳打造为新中国首个工业重镇；抗美援朝期间，他组织后勤保障，确保前线物资供应。1952年调任中央后，他起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参与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理论工作始终紧扣国家建设需求。

尤为可贵的是其廉洁品格。他拒绝为遗腹女何淑英安排工作，仅以补丁旧衣相赠；临终前遗嘱子女“自食其力，不可特殊化”。这种克己奉公的精神，使其成为中共高级干部中的道德典范。

1955年，凯丰在北京因肝癌病逝，时年仅49岁。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等悉数出席，党中央评价其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早期“左倾”错误不容回避，但他勇于自我革新，在宣传理论、文化建设、干部教育等领域贡献卓著。中央党史研究室曾总结：“他的一生，体现着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凯丰去世时，儿子何明12岁。后来何明回忆起来，当时他上的是寄宿学校，和父亲杰出的时光有限，对父亲的记忆不多，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工作占据了他的主要生活。

也因如此，在何明看来，或许是因为工作劳累，父亲才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而针对世人对父亲的评价，何明认为，父亲过早离世，“在之后的历史中常被回避，以至于许多人都不了解他的事迹，只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这是很不全面的”。

就在上世纪80年代，何明曾被贵州领导邀请去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

结果就在何明抵达的时候，纪念馆的同志恰好讲到遵义会议上凯丰怎么反对挖苦毛主席的这段历史，何明作为凯丰的儿子，身处现场，不禁感到自己被挖苦。

而纪念馆的同志得知省里领导带着凯丰的儿子来了，才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了。

以后何明再去遵义，为避免尴尬，便习惯了提前打招呼。

2005年，何明再去遵义纪念馆时，纪念馆已经对讲解词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听纪念馆的同志说正发愁找不到材料，手里的照片也很少时，何明还主动提供了一些父亲的照片。

2009年，何明被邀到南方局旧址参观，而当他走进纪念馆大门，只见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的大头像，而不见父亲，馆长说二楼有，但他在二楼只看到了一张并不起眼的集体照，当时便告了状。

2010年7月底，萍乡政协出了《凯丰传》，对此，何明坦言：“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父亲对革命的贡献会被更多的人知晓”。

回顾凯丰的人生轨迹，映射着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进步性。从教条主义的盲从者到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从路线争议的参与者到国家建设的实干家，他的转变印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深刻哲理。正如他在病榻上的反思：“革命者须常怀自省之心。”这种勇于纠偏、知错改错的精神，至今仍值得后世学习。

素材来源：

[1]何明 纪彭.遵义会议时凯丰批评毛泽东什么让其耿耿于怀30多年？

[2]孙国林.以挖苦始,以钦佩终——凯丰与毛泽东[J].百年潮,2005,(10):40-46.DOI:10.16624/j.cnki.11-3844/d.2005.10.007.

[3]于继增.知错改错的理论宣传家凯丰[J].文史精华,2009,(05):34-42.

[4]孙国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凯丰[J].党史博采(纪实),2005,(13):23-27+1.

喜欢本文的朋友，可以点下“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