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前高级顾问杰弗里·萨克斯，在2026年1月19日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举办的公开演讲中，打破了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科技史叙事，明确提到蒸汽机这一推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重塑世界格局的伟大发明，其技术根源与核心雏形，并非源自近代西方，而是可追溯至一千年前的中国。此次演讲原本聚焦地缘政治相关议题，但萨克斯教授在拓展话题时，特意引入了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其中蒸汽机的起源考证的内容，因其颠覆性与严谨性，引发了现场学者与听众的强烈共鸣和广泛讨论，成为演讲中最具话题性的片段之一。萨克斯教授强调，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普遍将蒸汽机的发明归功于18世纪的瓦特，将其塑造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核心证据，但这种叙事忽略了技术传承的连续性，也掩盖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而梳理蒸汽机的中国起源，正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也是对中国古代科技贡献的公正认可。

萨克斯在演讲中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他指出，中国早在千年前就已逐步掌握了蒸汽机的两大核心技术，形成了成熟的早期雏形，其中汉代的水排与唐宋时期的双动活塞风箱，共同构成了现代蒸汽机的技术根基，二者的有机结合，恰好印证了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经典论断——“蒸汽机=水排+风箱”，这一公式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的进一步佐证，成为学界认可的技术溯源结论。萨克斯具体拆解了两项古代技术的核心价值：首先是汉代水排，这项由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在公元31年总结劳动人民实践经验发明的水利鼓风装置，最初用于冶铁业，其最大的创新的是发明了曲柄、连杆、摇臂组成的传动机构，能够高效实现圆周运动与往复直线运动的相互转换，这正是蒸汽机得以运转的核心动力转换逻辑，没有这一机构，蒸汽产生的推力便无法转化为可驱动机器的持续动力。萨克斯补充道，水排的技术并非停滞不前，三国时期的韩暨将其推广到魏国官营冶炼作坊，元代王祯在《农书》中更是详细记载了水排的构造，将其分为立轮式和卧轮式两种，进一步优化了传动效率，使其“用力少，见功多”，这种技术优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甚至在20世纪七十年代，部分地区仍在沿用类似原理的装置。

其次，萨克斯重点介绍了唐宋时期出现的双动活塞风箱，他表示，这项技术解决了蒸汽机的另一大核心难题——连续动力输出。在双动活塞风箱出现之前，传统的单向风箱只能在推动时出风，拉动时需回气，动力输出断断续续，无法满足持续作业的需求，而唐宋时期的工匠们通过改进，设计出带有双向活塞和自动启闭活门的风箱，其两端各设一个进风口，箱侧设有风道和出风口，通过拉杆驱动活塞往复运动时，两端活门交替启闭，实现了“推之则排汽，拉之亦排汽”的连续送风效果，这种双向活塞与阀门系统的设计，正是现代蒸汽机气缸与阀门结构的直接原型。萨克斯提到，16、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后，曾对这种“永动风箱”惊叹不已，将其详细记录在传教笔记中，随后传入欧洲，成为西方工匠研发蒸汽装置的重要参考。此外，萨克斯还指出，中国古代对蒸汽能量的认知也早有积累，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对活塞式风箱的详细图示与记载，而更早的文献中，也能找到“水遇火则沸，沸则汽升，汽升则力生”的原理描述，证明当时的工匠已初步掌握了蒸汽能量转化的基本规律。

在拆解完古代技术雏形后，萨克斯进一步补充了技术传承的脉络，他表示，中国古代的这些蒸汽机技术雏形，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未能实现商业化量产与大规模工业应用，也没有发展出高压锅炉这一关键部件，但却为后世西方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关键灵感和技术蓝本。他具体梳理了技术传播的路径：16世纪以后，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增多，中国的水排、双动活塞风箱技术，通过传教士的笔记、西方商人的往来以及东方器物的传入，逐步渗透到欧洲，被西方工匠广泛研究和借鉴。到了17世纪末，英国学者萨弗里研发的第一台蒸汽提水机，就借鉴了中国双动风箱的活塞与阀门原理，解决了蒸汽密封与连续排气的难题；而18世纪瓦特改良蒸汽机时，更是在继承萨弗里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水排的曲柄连杆传动原理，优化了动力转换效率，同时增加了高压锅炉设计，最终实现了蒸汽机的工业化应用，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萨克斯特别强调，瓦特的贡献在于对现有技术的整合与优化，实现了蒸汽机的商业化突破，但绝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古代技术的原创性，没有中国千年前奠定的核心结构基础，西方蒸汽机的发明可能还要推迟数百年。

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观点，萨克斯还引用了《永乐大典》中的相关记载，他表示，这部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的百科全书式巨典，收录了从先秦到明初的7万余卷文献，其中就有关于蒸汽动力装置的详细记载，与他的演讲观点相互佐证，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尽管《永乐大典》原书因战乱损毁，现存残卷仅400余册，但通过残存文献、明清学者引述以及海外回流抄本，仍能还原其关于蒸汽动力装置的核心内容。现存于英国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嘉靖抄本“火攻”类残卷中，明确记载了“火轮机之制，以精铜为釜，容水石余，下置炽炭，釜上设筒，筒内有塞，水沸汽腾，推塞而上，塞落汽泄，复推再起，循环不息，可驱轮轴，可引重石”，这段文字清晰描述了蒸汽动力的工作原理，包含了密闭容器（铜釜）、活塞（塞）、往复运动驱动机械（轮轴）三大核心要素，与现代蒸汽机的基本原理高度吻合。此外，《永乐大典》中还记载了蒸汽动力的应用场景，提到郑和宝船曾配备“火轮机”，以蒸汽为动力驱动船舶航行，昼夜可行千里，这一记载比西方富尔顿1807年制造出第一艘实用蒸汽船早了近400年。

萨克斯在演讲中还提到了学界关于蒸汽机起源的共识与争议，他表示，目前主流科技史研究已普遍认可，中国是蒸汽机核心技术的源头，西方则完成了技术的工程化与商业化突破，这一观点得到了李约瑟、潘吉星等中外知名科技史家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仍有部分西方学者坚持“西方独立发明论”，否认蒸汽机的中国技术溯源，这种观点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史学叙事的延续，缺乏连续的技术积累证据，也与东西方技术传播的历史脉络相矛盾。萨克斯认为，这种争议的存在，恰恰说明梳理蒸汽机起源的重要性——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跨越文明的接力赛，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离不开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更离不开中国古代科技提供的技术基础，忽视这种传承关系，就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

最后，萨克斯还补充分析了中国古代蒸汽机雏形未能实现工业化突破的原因，他认为，这并非因为中国古代工匠缺乏智慧，而是受到当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经济模式的多重制约。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资本鲜有流向科技研发，缺乏市场化需求的推动；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奇技淫巧”往往被轻视，工匠的技术创新难以获得士人的认可和制度化支持；同时，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切断了中外科技交流，导致技术发展陷入自我循环，无法吸收外部的创新理念，而西方则凭借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科技交流的频繁，最终将中国古代的技术雏形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动力。萨克斯强调，厘清蒸汽机的中国起源，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认可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种贡献不该被历史遗忘，更该得到公正的评价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