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浪潮下，何为“人才”？听科教大咖深度破解｜《问答神州》

过去的一年，世界面临太多不确定性，而在纷繁变化中，全球科技领域依旧在突飞猛进……面对未来，中国高校究竟如何守成创新？又如何培养未来型人才？

吴小莉与李德仁、陈湘生、张平文、徐扬生、彭凯平等多位中国顶尖高校大咖相约问答，聆听他们诸多从零到一的创新经验，探寻未来中国人才培养的激越方向。

李德仁：国家科学进步是一个马拉松长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李德仁（左）

吴小莉：我看到您在1992年就提出了空间信息的概念，那个时候互联网都还不发达。

李德仁：是的。1972年，美国人发射第一颗对地球观测的资源卫星——Landsat陆地卫星，中国人发射第一颗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是在1999年。我们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从原来比美国人晚了27年，到现在跟他们平起平坐。现在天上美国有600多颗遥感卫星，我们有500多颗，我们的分辨率和美国、欧洲已经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珞珈系列卫星

吴小莉：“珞珈一号”卫星是做什么的？

李德仁：这颗卫星用来做北斗导航的增强系统。我们的北斗做好后，2020年习主席宣布为全世界服务，但是美国政府宣布中国的北斗不能到美国做地面增强系统。当初GPS做好后，中国人给他们做了几千个地面站点，等我们做的时候美国人说你不能来。我用我们这个系统，我不去，我们从空中帮忙。

“珞珈一号”卫星在世界上第一次试验取得成功，成功的结果是北斗系统要按照这个原理做出400个这样的卫星，美国的GPS、特斯拉和斯坦福他们要做350个，而原理是从我这里出来的。

吴小莉：据说“珞珈一号”卫星还有夜视能力？

李德仁：对。我们给联合国做了一个任务，叙利亚从2011年开始打仗，到2014、2015年期间的灯光变化，我们做数据挖掘，给联合国报告战场、和平区和过渡区在哪儿。后来联合国和我们签合同，我们义务地告诉联合国，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告诉联合国每个难民营灯有没有亮，难民营亮了灯就要送水、送粮食，这是我们给联合国10年免费服务的一个工作。

吴小莉：我们遥感卫星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了，分辨率也和美国可以齐平了，那我们整体的综合实力是怎么样的？

李德仁：我们科学家一般把国家的科学进步看成是一个马拉松长跑。以前中国人要花钱买外国的卫星影像，我们启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之前，85%的数据是进口的，现在我们的导航以北斗为中心，遥感以中国的数据为中心，90%的数据是自给的，还可以做到出口。

吴小莉：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吗？

李德仁：不但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德国、加拿大、美国也买我们的数据。一个国家能不能获取空天信息的自主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防经济发展，中国如果不抓住空天信息和它的智能化，那么中国在世界上就会没有发言权。

陈湘生：建地铁就是建城市

中国工程院院士

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

陈湘生（右）

吴小莉：2035年，深圳城市地下空间利用水平，要成为全球的标杆，怎么理解？

陈湘生：整个深圳的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承载着超过2000万人，人均拥有的地下空间面积为6.5平方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地下空间，2000多万人全部放到地面上，深圳得拥堵到什么程度？

1980年，从空中看深圳是一片绿洲，到2005年，深圳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污染了，当年的深圳市委书记提出了4个难以为继——土地资源、水资源、城市空间和交通，也就是说，当时如果继续按照粗放式发展，那么深圳就无法承载2023年2000多万人口和3.2万亿的GDP产值。我们需要发展地下空间，腾出更多地面空间做绿化、做公园……所以，建地铁就是建城市。

深圳 岗厦北 地下枢纽

吴小莉：岗厦北枢纽是70亿人民币建造，本来预算是30亿，后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资金？

陈湘生：用于建造地铁本身大概35个亿就可以了，但这35亿只是把地铁换乘建成了，功能实现了，地下空间没有扩展起来。我们希望这个枢纽和周边所有的建筑互联互通、无缝接驳，同时又有商业开发。如果只有原来35亿建成的部分，这个车站就没有造血能力，靠运营的成本是无法覆盖这个空间的运维。我们增加了6万平方米的商业区，那么基本上只要一半的商业收益，就可以把岗厦北枢纽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全覆盖。

吴小莉：2022年岗厦北枢纽开始通车使用，目前看运营的情况怎么样？

陈湘生：非常好。商业现在刚刚起步，东边招商已经全满了，还有4万多平方米正在招商过程中。2024年7月最大客流已经达到了一天34万人次。

吴小莉：这种规模的交通枢纽在世界上算是什么规模的？

陈湘生：从城市轨道交通来说，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枢纽之一了，基本上是前三位。

过去一年，全球科技激烈竞争，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各行各业遭遇挑战。《南风窗》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文章称，“过度乐观、拥抱文科热潮的千禧一代正式成为过去式”。

如何面向未来，培养人才，成为当下必须思考的命题……

张平文：我有信心

把数智教育做到最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校长

张平文 （左）

张平文：我来武汉大学以后，开始做数智教育，组织了大概60个教授，整体构思数智教育要怎么做。2023年11月份我们发了一个白皮书。很多大学都搞数智教育，但是有整体设计的，武汉大学是唯一一家。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武大任何一个地方，通过网络就能够用这些数据、能够用算力来解决他想解决的问题，那就要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吴小莉：也就是说武汉大学有少有的数智教育资源，像图书馆一样的数字资源，你可以在这里检索所有想要的和数据有关的东西。

张平文：没错，而且把这个工具还要用起来，因为数据多了以后，光那个手机、电脑玩不转，我希望我们学校所有的计算机都能玩得转，学生想玩哪个数据玩哪个数据。

吴小莉：现在已经完成了吗？

张平文：完成了。我其实做这件事情也是希望改善我们学生的就业，因为现在和数智相关的就业是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

徐扬生：做人、办事、说话

是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

徐扬生（左）

吴小莉：网上有一个图片特别有趣，人类说本来希望机器人帮我去煮饭、扫地，结果它去创作艺术了，我们还在煮饭、扫地。

徐扬生：是的，所以我一直在讲人类发展的趋势有两条，一个是机器越来越像人；另一个是人越来越像机器。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要理解它，尤其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

吴小莉：做什么样的调整？

徐扬生：比如说加强学生在情感方面、沟通方面、领导力方面的能力。

吴小莉：具体应该怎么做？

徐扬生：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训练。比如每个星期都有人在台上讲话，训练表达能力，如果说他是学习经济管理的，了解很多金融专业知识，那他可以创新什么，他要和大家去讲这些。怎么说话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称之为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怎么做人、怎么办事、怎么说话。恰恰这三件事情学校是不教的，所以学生们在大学里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吴小莉：这就和以往大家对大学的理解不一样，大家觉得考进大学，学一技之长，然后出社会能够找得到有关的工作，但是你说的学做人、学做事，感觉都是待人处世，这好像不是一个硬科学？

徐扬生：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学校的理念就是要培养人，不是培养专家。世界是变化的，你不知道这些孩子20年以后去做什么工作。

彭凯平：强调标准答案是不科学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

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

心理学家 彭凯平（左）

吴小莉：您曾经说过现在心理学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在社会转型、创新创造的过程中，很容易被“绑住”。

彭凯平：是的。我自己其实一直在做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我觉得对我们中国文化创造力的伤害有三个非常突出的危险，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喜欢出头，这种集体主义、从众的行为，让大家都不冒尖。

吴小莉：对，说“枪打出头鸟”。

彭凯平：正是因为有这种枪打出头鸟的担忧，甚至是现实，使得很多冒尖、奇葩、与众不同的想法难以出现。创新一定是超凡脱俗，一定是标新立异，如果我们不允许这种文化出现的话，那就很难。

第二点，我们对这种不同、叛逆和意见，其实很不宽容，我们这个社会，希望大家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规范。

吴小莉：但是君子也是和而不同。

彭凯平：本来应该君子和而不同，但是你看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实践，甚至我们的考试，都是强调标准答案，上百万的孩子都得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回答问题，这其实非常不科学，也非常不道德。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有点太实用主义，我们想的东西必须立马见效、立马可用，可是很多创新的想法，它得需要时机、时间，需要大量的等待、探索，甚至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意外的神助才能完成。就像阿基米德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明白了，所以他才跳出来讲“我发现了”，就是一种顿悟的时刻。

吴小莉：这是一种灵感和直觉。

彭凯平：而这个灵感有的时候是“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新岁启封，《问答神州》将继续邀请各位观众和我们一同与各行各业的时代精英问答交流，透析神州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民生等重大问题和事件。

2025，我们一同点亮未来……

制作人：韩烟

编导：郑书筠

编辑：金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