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为平民塑造了“境外势力”

1127年，金国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开封）。金人除掳走徽钦二帝之外，还有掳走了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数万余人，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直接导致北宋的灭亡。

然而，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往往强调“夷狄之患”，很少将亡国归咎于北宋王朝统治者的腐败，更不用说忽略小民在此巨变中遭遇的灾难。

据说，首次金军围城时，开封禁军因长期未经历战争，面对敌军时极度恐慌，甚至对街上的平民展开无差别屠杀，并将人头抛下城门以制造守城假象。而开封戒严后，大量平民因缺乏粮食被迫食用树皮、野草，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据记载，仅围城期间便有“数万百姓饿死或死于战乱”。金军破城后，为支付金军要求的巨额赔款，宋皇以“借”为名强行征收民间金银，并鼓励百姓互相举报私藏者。此举导致大量平民因被诬告而遭抄家，甚至被处决。

皇族与官员在此次巨变中也遭受莫大的屈辱。然而，回顾历史，这何尝不是他们自作自受。宋徽宗沉迷书画，无心理政；重用蔡京，导致朝政混乱；任命童贯等权臣，更是使得军队溃败不堪。可以说，宋朝统治阶层得无耻、无知、无能，才是靖康之变的根本原因。

然而，当士大夫阶层成功地塑造了金人这个“外部的敌人”时，北宋统治者与平民的百姓的矛盾便在历史叙事中被消解了。很多人也似乎忘记了，导致自己灾难的是金人，更是宋朝统治者。

于是乎，各色人物，上至达官贵族，下至流氓乞丐，都想着要将徽钦二帝从金人手中解救出来，让他们继续做皇帝。这样的戏剧性现象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丐帮分子自己都混到要饭的地步了，还时刻关心如何驱除金人，解救皇帝。这种荒谬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便是放在现今，在世界上也是独一份。

因为教化的原因，蝼蚁们擅长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为各种代价的一部分，他们既不能参与任何具体的宏大事件，也不能推进任何事件的紧张。然而，他们负责决策之后“拍手鼓掌”的戏份却让他们以为，他们参与了整体事件的决策。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叙事，也总是让蝼蚁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自我代入统治者角色。殊不知，他们永远只是代价的一部分。不过，在统治者看来，这样的蝼蚁，多少是有点价值的。

与此同时，更多的蝼蚁（平民），只是帝国的耗材。1329年，陕西遭遇了特大旱灾，饥荒导致“饥民相食”。元朝廷紧急任命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灾。此时已辞官隐居的张养浩，以近60岁高龄临危受命，散尽家财奔赴灾区。张养浩在赴任途中路经潼关，目睹山河险峻与民生疾苦，发出了“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的浩叹。我十分理解张养浩当时的感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兴亡百姓皆苦的背后，是因为专制社会的运行逻辑中，百姓是耗材，百姓被治于人，不能掌控自我命运。而整个社会也没有良好的纠错机制。唯一的 纠错机制就是改天换地的剧烈革命与起义。于是乎，中国的百姓往往在一个王朝与另一个王朝交换的过程中，辗转腾挪，或苟活，或丧命，如刍狗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