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炸车案前后

王家祯 口述 武育文 整理

1928年至1929年底东北当局对日外交方面的事情，张学良将军完全委托给我办理。

张作霖在1928年初与日本订立关于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的借款密约，条约商定日本借给张作霖600万日元。日本由“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出面。张作霖对这项密约并没有爽快地答应，并附加个条件，须在一年之内同地方政府商定后才有效。日本方面主张把这项密约，作为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张作霖则坚决不允。因此，日本认为张作霖缺乏诚意，大为不满，日本国内的舆论，有强调惩戒张作霖的论调。

日本公使芳泽暗示张作霖，如果铁路问题能够圆满解决，支持张作霖的地位不致动摇。芳泽还警告张作霖：“当战乱发展到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张作霖因为受到北伐军的压力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的严重警告，于1928年6月3日凌晨，不得不携同他重要官员及侍 卫队，乘坐一列专车撤离北京，返回奉天。当专车出发时，车站中挤满了送行的文武官员，在军乐声中，张作霖登上了火车。当列车徐徐开动时，他拉开窗帘，向送行的官员们致意，这是张作霖在北京留下的最后形象。这一天可以说是北洋军阀政府寿终正宴的日子吧!

6月4日中午，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就传出了皇姑屯炸车的消息。这一天正是军团长张学良将军的诞辰，晚上在中南海给张学良祝寿，设有丰盛的酒宴。大家因为听到被炸消息，顿为惊慌，没有祝寿欢宴的气氛。不过据奉天来的电报，好象情形并不十分严重。电报大意说：“大元帅平安无恙，奉天地方秩序安谧。”又过了两三天，我们就跟随张学良将军共乘3列火车撤出北京。火车开得很慢，每站必停很长的时间。过了天津，我们才知道沿途车站水塔大部分被破坏了，我们这列火车是最后撤退的，显然是在我们以前撤退的列车所为。经查问才知道，在我们之前是交通部次长兼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所坐的撤退专车。沿途水塔的破坏是常氏所为，所以大家对常氏的居心，颇多猜疑，这恐怕是常氏后来被杀的最初伏笔。

我们这一行列车走了两天多，在离滦县车站不远的滦河铁桥边上停了下来，在这儿共停留十来天。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将头发剃光，素衣素帽，状甚凄然。以后才知道，这时张学良已知道他父亲被炸死的真实消息，原来张作霖乘坐专车经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桥，被炸身死。随张作霖专车撤退的还有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少将、町野大佐等，他们全在天津站借故下车了。只有仪峨诚哉少佐没下车，他也负了微伤（仪峨是随张学良三、四方面军团的顾问）。后来了解到他们日本军人内部有矛盾，故意未通知仪峨在天津下车。

当时情况，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是日本政府极力维护的，如郭松龄反奉时倘无日本人公开阻止郭军前进，恐怕张氏早就下台了。不久前，张作霖的北京政府若不是日本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北上，恐怕也早就支持不住了。

为什么同一个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的田中义一内阁竟阴谋炸死张作霖呢?这是因为，日本认为在满蒙为确保日本的既得权利，张作霖要比郭松龄可靠得多；北京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更有利得多。从这方面看，日本要维护张作霖政权。可是田中义一要实行他的奏折上所计划的侵吞满蒙的时候，张作霖就不能不是它的障碍了。日本政府借口北伐军节节胜利，发表声明说：“一旦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护治安，将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顺的关东军进驻奉天(1928年5月18日)，另一方面还训令驻北京的芳泽公使，劝告张作霖撤回关外，巩固在“满洲”的地位。张作霖对此未加理睬，并且在济南事件爆发时，还通过新闻记者声明，愿意南北合一，共防外侮。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沦为日本关东军的傀儡，在民族运动高潮面前张作霖是不甘心做卖国贼和傀儡的。几经交涉，日本最后恐吓张作霖说：“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军队继续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满洲时，日本军队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张作霖才决定撤出北京重返东北。日本政府当时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基本上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日本妄想制造满洲独立，然后进行吞并。

田中内阁从1927年6月下旬至7月初，连日召开了有外务、陆海军、大藏等省参加的“东方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答复美国用警告式的口吻所提出的日本是否要对中国东北采取某种积极行动的照会，以及对于剑拔弩张，候令出动的关东军如何发出指令的问题。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事实上的外务相，因田中义一自兼外务大臣）对于从出兵山东到济南事件期间时常发出动摇的田中首相，不断进行鼓励，甚至还扬言说：“田中如果不听话，就让他辞去总裁职务。”森格以后和他相勾结的军部当时策划的阴谋，就是企图使用军事力量来使满洲独立，然后吞并之。然而当时日本内阁的政策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加之外受美国的压力，所以5月25日夜，田中首相断然决定停止一切行动。于是进驻奉天的关东军也不得不迅速恢复平时状态。但是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并未完全符合内阁决定的精神，竟在6月4日将张作霖炸死，但也未再扩大事态的范围。

1927年7月田中义一就代替民政党掌握了政权，在他执政的前后，他制定了有名的田中奏折，在这个奏折里阐明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八纮一宇的精神，要征服全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皇姑屯炸车阴谋，就是田中义一执政后实行其征服世界的第一步。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的阴谋打算，就是想乘东北军队大部分都在关内，张作霖以下的重要人物全在车上，一下子炸死这帮人。这样奉天必陷于混乱，关东军可以借口保护日侨和其特殊权益，而一举占领奉天，再组织傀儡政权。当时关东军司令部和它的两个师团全驻在奉天，然而田中内阁的如意算盘却未能实现，是有以下几种因素在发生作用。

(1)当时日本政府这种阴谋行动，是一种独吞满蒙的侵略行动，英、美列强觉得若让这种侵略行为得逞，不但列强在华均势遭到破坏，甚至它们的在华利益也要遭到损失。所以皇姑屯炸车案件发生后，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差不多同时发出强烈指责。由此可知，当时英、美两国政府对日本政府不能不有所警告。

(2)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政党轮流执政，差不多也有20多年了，它们对局势的控制比较有把握。另一方面军人法西斯组织当时在初步形成中，羽毛尚未丰满。所以，实则奉田中内阁的命令，表面上看是关东军的鲁莽行动，因此遭到元老重臣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强烈反对，而田中义一也就不得不随风转舵，改变其初衷了。

(3)当时留守在奉天的东北当局（省长刘尚清、参谋长臧士毅）对于炸车这一突然爆发的大事，没有张惶失措，小心谨慎地应付横逆之来。使得日本军警想寻衅都找不到借口，奉天当时并没有一点混乱现象。另一方面对张作霖和吴俊升被炸的情形也保持了极严格的秘密。直到半月之后，正式发表张作霖治丧的消息，日本人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真相。町野顾问在此期间，曾数次向我探询真情，表现出很焦急的样子。

我们这一列车在滦州车站附近呆了十来天，才开出关外，到离奉天不远的兴隆店车站又停下来。在这儿大概停了两三天，忽然传令叫我同军团长张学良先行进城。我准备好了，不知因为什么没叫我同行。张学良自驾一部小汽车。朱光沐、李应超等均坐在后座，张学良穿着一身普通士兵衣服，径自开入奉天城内，时间是1928年6月18日上午。我们这一列车上的人们，随后也全部进入奉天。我记得在奉天有相当一段时间非常沉闷，听不到任何消息，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一直等到张作霖和吴俊升死去的消息公布，同时张学良被推定为东北保安总司令，我被任命为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秘书主任，才开始活动（日期是7月上旬）。

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公报发表后没有几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就要求正式拜会张总司令。当时因为大帅府（张氏全家的住宅，也是总司令部）正为张作霖举办葬事，不便有外宾出入，所以就借用离大帅府不远的奉天城内“南满铁道公所”为接见场所。照约定时间迟约30分钟，我陪张学良到了“满铁公所”，这时村冈长太郎已先到场了。张学良见了村冈长太郎，未及寒暄，就痛哭失声，不能说一句话，村冈戎装直立，状甚尴尬。我立即向村冈说：“张总司令和他父亲感情甚笃，现在他父亲还停尸堂上未殓。他哀痛异常，连夜没睡好觉，今天看见贵司令官，想起他父亲多年与日本人的亲密关系，悲从中来，是可以想象的。”村冈很不自然地说了几句应酬话，就结束了这次会见。会见中张学良始终没能说一句话。我在归途汽车中和张学良说：“你看见杀父仇人，还须和他握手言欢，其悲恸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值得深切的同情，但是这种悲恸感情，若不化为具体的力量，这仇是没法报的!张学良听了我的话，表情很激动。

当时在东北的南部，即所谓“南满”，日本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它不但有占领地如旅大关东州，还有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的完全统治权，还有庞大的军队、警察及一切数不清的特权。就是在文化宣传方面，日本也差不多独占一切。仅奉天一地，就有日本人办的中日文报纸三份（中文的有《盛京时报》、日文的有《奉天日报》、《奉天每日新闻》）。中国人办的报纸虽然有两份，也全是采用日本通讯社或日本报纸的消息。所以皇姑屯炸车案，人人皆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出这件事。我当时想：用什么方法将这件大事宣传一番呢，但在东北是不容易办到的。所以我委托南京的旧友龚德柏写了一本通讯小册子，揭露日本人如何谋杀张作霖。龚德柏接受了我重金报酬，很快就写了一本“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的小册子，大约有10万字，在南京出版。在东北销售了五六百本，给日本军部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日本宣传机关为蒙蔽其国内人民及世界舆论，一直硬说皇姑屯炸车是南方便衣队干的。该书刺到了日本的痛处，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连续发来照会谓：题为“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的书籍，系前上海申报记者龚德桕所著述。其内容极为荒唐杜撰，更诬我前田中首相为惨案之主谋者。卷首揭有田中氏之照片等情, 此徒刺激贵我两国人之感情，国交上甚属无趣，即希转饬该机关禁止发卖上述之书籍，并此后对于发卖该种书籍, 请加以严重取缔为荷。此照会辽宁交涉署长王。

驻辽宁总领事林久治郎

昭和四年八月十七日。

在我开始工作不久，我就物色了一位得力的人员台湾籍华人蔡智堪驻在东京，替我搜集一些有关日本侵略东北方面的情报，发表一些照着我们的宣传原则的文章，联络一些对东北有关系的新闻记者。这个人做了不少事，象我们译出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金谷范夫的《国防论》等秘本，全是经蔡智堪之手弄到的。我给他的经常报酬的确不低。但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民族意识很强，有爱国的热情，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他能这样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