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匪被捕后提出要见高岗：二十年前在陕北，刘志丹曾我的副团长

经过多年的猖獗活动，长期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土匪头目张廷芝终于迎来了他的末日。他的恶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最终，他的嚣张气焰被彻底扑灭。随着他的落网，这片饱受其害的土地终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张廷芝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为西北地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安宁。

在面对绝境时，任何人都渴望生存，张廷芝同样如此。

途中，张廷芝与孙有光持续交谈，表达了希望与高岗会面的意愿。高岗当时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等职。

二十年前在陕北地区，我担任团长职务，刘志丹是我的副手，高岗则负责教导队的具体工作。当时，他们两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而我则主要负责民团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张廷芝察觉到孙有光神色如常，心里顿时一紧。

事实上，张廷芝曾多次面临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但每次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他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这些土匪头子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对付他们必须讲究策略。他们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长期社会矛盾的产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对症下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简单粗暴的手段不仅无法根除问题，反而可能激化矛盾。所以，在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时，必须谨慎行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

毛主席在对待一些重要匪首时，往往会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这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同时也顾及到他们的少数民族背景。以陈渠珍为例，这位湘西地区的头面人物就得到了特别关照。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对历史功绩的尊重，也照顾到了民族团结的需要。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都是基于这些重要因素而做出的特殊安排。

在历史记载中，还有一些极为罕见的匪首，毛泽东主席曾亲自下令严惩。比如井冈山地区的萧家壁，主席明确指示必须活捉归案。还有那位著名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尽管周恩来总理为她求情，毛泽东依然坚持依法处理，没有网开一面。这些案例体现了当时对匪患的严厉打击态度。

张廷芝属于那种极为罕见的大土匪。

据张廷芝自述，他在二十年前曾加入陕北的红军队伍，这一说法并非虚构。然而，恰恰因为他曾是红军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才显得更加令人不齿。

1908年，张廷芝出生在陕西靖边县的金佛坪村，他的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据史料记载，张廷芝的祖辈中有八位文武举人，虽然家族里没人考中进士，但在当地，他们家族的地位非常高，是公认的显赫家族。

到民国初期，张家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周边400多个村庄，拥有土地约1500亩，当地大部分农民都成了张家的佃农。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张家为了自我保护，在其控制区域内修筑了土墙防御工事，并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队伍。

这支队伍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防范匪患，二是震慑地方。

张廷芝继承了家族的庞大产业后，非但没有利用这些资源为当地百姓谋福利，反而滥用权势，成为地方上的祸害。他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张廷芝的所作所为，使得他声名狼藉，成为人们口中的恶霸。

1930年春天，冯玉祥从甘肃和宁夏调集西北军投入战斗，同时指派苏雨生担任宁夏骑兵第四师的指挥官，负责驻守平罗。苏雨生抓住这个机会扩充军队，将张廷芝的土匪队伍收编进来，并任命他为第16团的团长。

在1928年渭华起义失利后，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开始进行军事渗透活动。他们巧妙地进入苏雨生的部队，利用其名义组建军队。在此期间，刘志丹不仅与苏雨生部15团团长王子元建立了联系，还被任命为16团副团长。同时，高岗也被安排进入16团，担任教导队副队长。尽管刘志丹曾试图在张廷芝的土匪部队中开展工作，但最终未能取得成效。

宋哲元担任西北军将领时，委任谭世麟为甘肃暂编第六旅的指挥官。谭世麟上任后，迅速展开行动，吸纳了当地的土匪势力和地方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张廷芝在离开苏雨生的部队后，也选择加入谭世麟的阵营。

刘志丹抓住谭世麟扩编地方武装的时机，率领部分部队加入其中，暗中策划兵运工作。这支队伍在三道川与张廷芝等多股土匪合并，组成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第三团，由谢子长担任团长。

可惜的是，张廷芝搅黄了这次联合建军的计划。当时刘志丹应谭世麟之邀，前往庆阳协助组建部队。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廷芝突然出手，强行收编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军周维奇营，导致这支队伍四分五裂。

在三道川事件之后，张廷芝表面上是谭世麟的部下，但实际上他已经自立门户，成为地方上的军事强人。

谭世麟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事情发生后才知晓。他愤怒地指责张廷芝，称其为"背信弃义的卑鄙之徒"。谭世麟对张廷芝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认为其出尔反尔，毫无诚信可言。这种背叛让他深感被愚弄，因而大发雷霆，毫不留情地痛斥张廷芝的为人。谭世麟的愤怒源于对张廷芝人品和行径的彻底失望，他无法接受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派，故而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自己的愤慨。

张廷芝的人生轨迹充满了反复和不确定性。他的行为和决策常常变化无常，这种不稳定性贯穿了他的一生。张廷芝的个性和处事方式让人难以捉摸，他的生活充满了起伏和转折。这种反复无常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发展，也对他周围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廷芝的一生，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中度过的，这种特点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标志。

在刘志丹和谢子长成功建立陕北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张廷芝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威胁。

【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多次与附近的张廷芝匪帮发生冲突。

从军事实力来看，张廷芝的部队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不过，当时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国民党军队上，这才让张廷芝有机可乘，多次发动偷袭。

左权指挥军委警卫连和工兵连攻打张廷芝的土围子，战斗很快取得胜利。但由于张廷芝当时不在据点内，因此侥幸逃脱了抓捕。

1935年末，中共为了更有效地管理东靖边、定边和西靖边地区，决定成立三边特委，并任命谢唯俊为该特委的书记。同时，为了应对当地的匪患，还特别设立了剿匪指挥部。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强化对这些区域的领导和控制，确保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出乎意料的是，张廷芝成功策反了我军游击队连长宗文耀，导致他在关键时刻倒戈。

谢唯俊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也是红军中的杰出指挥员。他深谙毛泽东的军事策略，能够准确把握并执行其战略意图。他的意外牺牲让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惋惜。

叛乱最终被镇压，然而张廷芝却再度成功脱身。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廷芝毫无廉耻地投奔了驻扎在包头的日本军队。到了1943年，他还被怀疑参与杀害了五名从苏联回国的我党干部。战争结束后，张廷芝的武装力量被国民党政府正式收编。

张廷芝清楚自己犯下了许多罪行，但他毫无悔意，根本没有想过要改过自新。

在陇东战役中，张廷芝家族世代居住的土堡被解放军攻陷，随后他投奔了驻扎在榆林的国民党第22军。

1949年6月1日，国民党军第22军军长左世允带领部队起义。与此同时，张廷芝再次逃离，他的部队被驻扎在绥远的国民党军第111军收编。得知绥远部队也有起义的打算后，张廷芝又一次逃跑，后来悄悄返回并混入了绥远第36军。

1949年9月19日，绥远地区发生起义后，张廷芝的部队被整编为一个骑兵连。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被派往北平接受训练时，因害怕被追究责任，他再次选择了叛变。

1949年11月，张廷芝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我军的严密包围下，最终选择缴械投降。

张廷芝的投降不过是故技重施，毫无真心可言。回顾历史，他的这种行为早有先例。在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前，他曾带兵攻打我陇东苏区，结果被我军围困。那时他就假装投降，趁我军不备，趁机突围逃脱。这种反复无常的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不可信任的本质。

1949年12月，西北军区提交了一份关于剿匪工作的阶段性报告。毛主席在审阅这份报告时，注意到了张廷芝的名字，随即作出了批示。

此人过去罪行累累，行事反复多变，必须立即处理，绝不能姑息！

毛主席的批示来得有点晚。

在解放军军官训练班学习时，张廷芝并未安分守己。他暗中拉拢其他投降的土匪，利用他们过去犯下的罪行制造恐慌，使不少人因害怕而支持他的主张。

1949年12月11日，张廷芝带领一伙土匪从训练营逃脱，逃往乌审旗王府，再次发动叛乱。

当时，西北地区匪患猖獗，给了张廷芝发展的机会，张廷芝收编匪众声势浩大，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久之后任命下来，张廷芝出任“反共救国军1016部队司令”。

【三】

1949年到1950年初，靠近陕甘宁边区的伊克昭盟地区土匪活动十分频繁，尤其在南边的乌审旗更为严重。当地的头目是蒙古族土匪奇正山，他曾经是乌审旗的王爷。

奇正山不仅掌握了当地的蒙古族军事力量和普通百姓，还整合了以张廷芝为代表的汉族匪帮，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势力。

当时，绥远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遣部队进行剿匪行动，但由于当地社会情况复杂，决策过程颇为纠结。最终，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提出了解决方案：调动内蒙古军区下属的骑5师进入叛乱区域执行任务，同时任命伊盟盟委书记高增培兼任骑5师政委。

1950年2月13日，骑5师进驻伊盟达拉特旗，同时安排第15团驻守黄河一带，防止匪徒向北逃窜。

战前虽然制定了细致的作战方案，但实际的清剿行动却遇到了诸多阻碍。敌方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强，不与我军正面交锋，而是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优势，不断进行骚扰和突袭。这种战术让我军在推进过程中举步维艰，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伊盟地区长期由蒙古贵族统治，当叛乱分子溃逃后，他们散布谣言，诬陷我军前来是为了消灭当地居民，这种不实言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民众恐慌情绪。

张廷芝这类奸诈的匪徒采取了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伪装成解放军士兵，专门袭击当地牧民，严重损害了解放军的声誉。这些土匪通过乔装打扮，冒充正规部队进行抢劫，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在群众中制造了恐慌和误解。他们的行为使解放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形象受到极大冲击，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这种冒充行为不仅增加了剿匪工作的难度，也使得群众对解放军的信任度下降，给后续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了有效应对这一局面，我军及时调整了剿匪方针，不再单纯依赖军事手段。新的策略重点在于实施民族政策，通过争取当地民众的信任来巩固治理基础。具体措施包括向群众传授识别解放军与土匪的方法，帮助他们分清敌我。这种转变不仅增强了军民关系，也为剿匪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这一做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绝大多数本地居民并不倾向于参与匪患，尤其是长期居住在此的蒙古上层人士。只要向他们明确解释，我方部队进驻的唯一目标是清除匪徒，他们不仅不会阻挠，反而会给予协助。

即便是本地的蒙古族居民也提到：

党的民族政策真心实意为各民族着想，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别被那些不靠谱的言论误导了。

这样一来，当地的土匪就被彻底孤立了。

我军随后展开的剿匪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不仅在军事上取得显著成效，还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拥护。

在我军严密的包围和追击下，奇正山的土匪们无处可逃，最终被一一抓获。张廷芝虽然受伤后侥幸逃脱，躲进了当地百姓家中，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被解放军掌握。

1951年夏天，奇正山等31名蒙汉土匪在经过公开审判后被处决。相比之下，张廷芝因其罪行深重，被中央政府特别点名，最终被押送到绥远省省会归绥处理。

1953年3月，法院对张廷芝案件作出最终裁决，决定对其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