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病故后，追悼会如何称呼？将军、老红军都不行，被称呼：老人

1949年秋天，就是十月那会儿，湖南中间的衡宝这块地方，就是衡阳到邵阳那儿，国民党那边的“小诸葛”白崇禧带着他的桂军主要部队，靠着他们老早建好的防御工事和还算完整的队伍，还在硬撑着，不打算投降。他们摆下的这个阵势，简直就是给第四野战军往南走设置了一个大难关。

丁盛那时候是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5师的师长，他带着手下的兵马，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勇敢地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地带，目的是要把敌人切开、绕过去，把他们的阵脚给搅乱。不过呢，因为通讯设备不太给力，情报也来得慢，再加上他们行军速度太快，135师在往前冲的时候，没能及时搞清楚敌人主力的位置和变动情况。

部队一到衡宝公路南边的灵官殿和沙坪，没想到直接掉进了白崇禧早就设好的圈套里。桂军的第7军、第48军等四个厉害得很的师，就像一把收紧的铁夹子，从各个方向猛扑过来，把135师给牢牢地困在了中间。平时挺镇定的司令员林彪，一听135师处境那么危险，心里也急得不行。前线的情况看起来已经很难扭转了，135师的生死存亡就在眼前。

碰到这突如其来的死胡同，丁盛发现自己被敌军紧紧围在核心地带。他瞅了瞅战场上的形势，又琢磨了琢磨敌我两边的长处短处，心里头有了个特别胆大的主意：咱得翻个身，把被动变主动，瞅准敌人包围圈还没合紧、各部队之间乱糟糟、配合不上的空子，把咱们的精兵强将聚到一块儿，专挑敌军最弱的地方下手，狠劲儿打过去，再穿插分割他们。

桂军虽然人数上占了上风，但因为他们匆忙集结，指挥和部队之间的配合肯定有些乱，这就是咱们可以钻的空子。丁盛见状，立马改变了战术，让手下队伍收拢防线，把劲儿往一块儿使。他下令以团、营为单位，就像是一把把尖刀，借着夜色和复杂的地势，朝着敌军连接的地方还有他们指挥的中枢，发起了凶猛的反向突袭。

丁盛的部队像把锋利的刀，把桂系军队的包围圈一处又一处地给划开了，让各部队之间没法再互相联系，整个指挥系统乱成了一锅粥。特别是白崇禧特别看重的那支“铁打”的王牌军，国民党第7军，在135师的快速灵活、猛烈攻势下，队伍全乱了套，编制都被打散，彻底没了还手之力。

这次战斗让桂系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一共干掉了他们1.75万人，里头还有不少大官，比如敌军的师长被打死，第七军的副军长凌云上也被俘虏了。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毛主席听到这个战报后，对丁盛的果断指挥和135师的勇猛表现是赞不绝口。

雪地显神威，瓦弄突袭让印军震惊在那片被白雪覆盖的土地上，我方部队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瓦弄地区，一场精心策划的突袭行动，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印军的防线。这次行动不仅彰显了我们的英勇无畏，更让印军深感震撼。在雪地的掩护下，我们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了攻击。印军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显得手足无措，防线瞬间崩溃。瓦弄之战，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鼓舞。它向世人展示了我们的决心和实力，也让那些试图挑衅我们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到了1962年，印度那边的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边那块地方，越过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一点点侵占咱们中国的地盘，最后还搞起了大规模的打架冲突。眼瞅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就要被占便宜，情况万分火急，这时候，丁盛已经不当师长了，他升级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的军长。在这节骨眼上，他又被委以重任，带着他手下这支超厉害的部队，火速赶往喜马拉雅山南边、西藏的东南方向，他们的任务是，在中印边境东边那块，进行自卫反击战，保护咱们的家园。

战斗快开始前，瓦弄那边天气变得特别糟糕，大雾浓浓的，看得特别模糊，有时候连十米远的东西都看不清。印度军队觉得自己那边工事修得牢，地形又有利，想着解放军在这种鬼天气里肯定没法好好打仗。54军里有些领导心里也犯嘀咕，想着队伍刚到高原，那些大炮啥的还没完全运来，再加上大雾挡着，炮兵都看不清也打不准，所以他们就去问军长丁盛，看能不能等天放晴了，或者那些大炮都到了，火力更足了，再打过去。

丁盛在好好研究了下地形，琢磨了敌情和我军情况后，觉得现在漫天的大雾，一般人可能觉得会妨碍进攻，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天然的好掩护。大雾不光会让解放军看不清楚，也会让在高地上、看得远的印军变成“瞎子”，没法好好发挥火力优势。这样一来，解放军就能悄悄地靠近敌人，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条件可太好了。

丁盛一下令，第54军的战士们就用他们擅长的山地游击方法，灵活地绕来绕去，把守在瓦弄各处的印军切成小块，逐个包围起来。丁盛自己跑到前线指挥的地方，看着战场上的情况变来变去，他很快就调整了兵力，让部队从好几个方向一起进攻，而且大胆地选择在近处和夜里打，把印军的防线搞得乱七八糟。

打了差不多十个小时的硬仗，解放军54军终于拿下了瓦弄地区印军的所有地盘，把那里的印军主力给打垮了，这就是有名的瓦弄大胜。听说这场仗给印度军队留下了超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印军内部都把“54军”这个名字当成假想敌来练，可见这场仗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有多大。

情况急转直下，上海这一趟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丁盛曾经身居军长、兵团副司令等重要岗位，后来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他更是挑起了大梁，担任起守护南疆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广州军区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丁盛掌舵那会儿，他尽心尽力，把军区的各项工作都搞得红红火火，赢得了上下一致的好评。这段时光，可以说是他军事生涯里的一段高光时刻，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1973年的时候，为了实施“军队干部轮换交流”的政策，中央军委做了个大决定，要把八大军区的头头们换个位置。丁盛就这么接到了调令，他要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换岗，许世友那可是出了名的性子直、脾气硬。就这样，丁盛收拾行囊，奔向了历史悠久的南京，去那里开始他的新工作。

1976年，也就是三年后，一场大风波真的来了。这一年，丁盛因为工作的事情去了上海。他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延安饭店里。有一天晚上挺晚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还有上海其他的几个头头脑脑，一块儿跑到延安饭店去找丁盛。这事过了没多久，丁盛在上海延安饭店那次晚上的见面，还有他之前可能跟上海那边的一些跟军队有关的事情，就成了大家调查的重点。他一下子就被卷进了这场政治大风波的最中心。

在调查阶段，丁盛被扣上了参与策划“对抗政府武装行动”的帽子。对这些异常沉重的政治罪名，丁盛屡次向相关部门解释，拼命表明自己和那所谓的“武装行动”计划没有半毛钱关系，不断重申像是“他们分发枪支的事，跟我有啥联系？”这样的话，想要把事情说清楚，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在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是主流，政治上的清查活动也有些过头。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个人想要解释清楚自己的立场，真的是难上加难。丁盛怎么辩解，也没能扭转审查部门的看法。到了1977年，正式的审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出来了：说丁盛在政治上犯了大错，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掉他所有的党内外的职位。他被硬是从军队里赶了出来，生活过得大不如前，听说每个月只能靠150块钱过日子。

年迈之时，将军境遇凄凉，但那份军人的傲骨依然未变。

尽管丁盛被组织边缘化，像是被丢在一旁，但他心里对党和军队的忠心，还有对自己清白的坚持，一点都没变。他深信自己是无辜的，现在受的这些处分，不过是特殊时期的一场误会。他差不多每周都会拿起笔，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这些地方写信，把自己的事儿一五一十说清楚，反驳那些冤枉他的假话，希望组织能再好好查查他的案子，把他的党籍和名声给恢复回来。

1998年，他意外收到了一份来自老战友的特别邀约，这位战友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把手，黄火青。他满怀期待地去了北京，心里盼着能借此机会恢复党籍。可惜，最后这事儿没能如愿。不过，好在那些老战友们一直没忘了他，给了他不少关心和实质性的帮助，让他的生活稍微宽松了点。从北京回到南京没多久，原广州军区也伸出了援手，念在他过去的贡献和眼下的难处，给他换了套符合师级干部规格的住房，居住环境因此大为改善。

1999年9月那会儿，他因为病情太严重，被紧急送去了医院。医生护士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可到最后，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将军。丁盛将军这一辈子啊，可以说是都在战场上度过的。从土地革命那会儿的小战士，到抗日、解放战争里的勇猛将领，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级指挥官，他为咱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军队的建设，真的是立下了大功。他走了以后，给他办个配得上他地位和贡献的追悼会，那也是应该的。

他生前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波折，并且留下了一些直到离世都未能厘清的历史问题。因此，怎么给他办追悼会，特别是该怎么称呼他，就成了个相当难办又敏感的事情。家属向有关部门询问追悼会的相关事宜后，得到的回应是：追悼会主要由家里人自己张罗。

要办追悼会，那就得准备讣告，还得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横幅上怎么写称呼，这很关键，直接反映了逝者的身份和大家对他的看法。丁盛的家人呢，按照党里军里一直以来的规矩，一开始想用“丁盛同志”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挺普通的，但拿去审查的时候，却说不能用“同志”这两个字。为啥呢？因为丁盛在1977年就被开除出党了，一直到去世都没恢复党籍。

家人们没办法，想着丁盛活着的时候是个大功臣，当过高官，就想用“丁盛将军”这个称呼。但这主意被否决了，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被撤了所有职位，官方上不再认他的将军头衔和身份。接着，又有人说，丁盛1930年就加入了红军，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能不能用“老红军”来称呼他？这代表着他早期的革命经历和贡献。可惜，这个提议好像也没被采纳。

经过一番商量和琢磨，大家最后琢磨出一个既不偏向哪边、也不涉及政治，同时还能表达敬意的叫法——“老人家”。就这样，这个挺简单的称呼被定了下来，“丁盛老人家”成了大家公认的、可以在公开地方喊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