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二十年始终在和士绅集团争权，也将清朝带入覆灭之路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三日，鉴于光绪帝已经大婚，慈禧不敢打破皇帝大婚就要亲政的祖宗之法，搬到颐和园去，以示皇帝已经亲政，这一年，距离慈禧当太后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了。

后世都说慈禧这次交权并非心甘情愿，事实上慈禧早就想交权了，注意是“交权”而非“放权”，从当太后的那一天起，慈禧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一点没变，但她只想掌握权力而非参与各种庶务的实际运行，所以具体的庶务早就想交给光绪了，她只保留一个权力——人事任免权。

只要掌握人事任免权，朝廷大员依旧可以听命于她，自己依旧可以影响朝政，但具体的行政事务则交给光绪皇帝，并且要求光绪皇帝定期向自己汇报。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慈禧掌握重要的人事任免，光绪皇帝则处理实际政务，这种特殊的施政方式让慈禧一直很舒心，直到甲午战争的爆发。

或许是因为同治帝的英年早逝让慈禧痛心，因而外甥光绪帝入宫后，慈禧将自己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到他身上，各种言传身教更是不遗余力，只是这种严加管教让光绪帝对慈禧是又恨又怕，最终养成了对慈禧的叛逆。如今亲政了，人事任免还掌握在慈禧手上，这让光绪帝耿耿于怀，一直寻找机会夺取这个权力。

翁同龢

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朝东学党起义引发内乱，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李朝，李朝是清朝的藩属国，日本这个行为无异于挑衅清朝，因而朝廷上下因主战和调停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后党为首的李鸿章表示寻求列强调停，而帝党为首的翁同龢则表示备战御敌，双方各执一词，闹得不可开交。

而对于光绪帝来说，他是倾向于出兵的，毕竟打赢了，算是自己亲政以来的立威之战，而且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可以在战争中快速组建自己的班底，罢黜不和之人，如果打输了，则是李鸿章北洋系的不利，又可以借机罢免北洋系人员，横竖都不会亏。至于日本实力如何，光绪帝只是从日本公使和张之洞等人口中了解过，并未深入了解，也不知道日本明治维新这么多年到底如何，还认为日本和之前差不多，柿子要挑软的捏，光绪帝就选择了日本这个软柿子。

和光绪帝一样，日本也将这次战争视为日本的立国之战，打赢了屹立亚洲，打输了大不了回到之前过苦日子罢了，因而不断挑起事端，甚至袭击了清朝的运兵船。

眼见日本不断挑衅，朝廷上求战的声音越来越大，七月初一日，光绪帝正式对日宣战，由于北洋军备松弛加上对日本战力的低估，清军一败再败，最终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和之前的列强条约不同，对于当时的国人不仅仅是赔出去的两亿三千万两的白银和台湾岛，更多的则是精神层面。

堂堂华夏，居然被蕞尔小国的日本给击败了，输给列强，这帮人还能用西方的奇技淫巧来麻痹自己，但日本却靠西方制度，短短几十年就击败的清朝，也让清朝意识到西方强大的不仅仅是坚船利炮，还有政治制度。

事实上，当时官僚早已意识到朝廷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朝廷如何改，往哪些方面改，大家没有达成一致的条件，有人要学习西方技术，有人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更有少数人认为清朝之所以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和西方列强接触过多，比如徐桐、刚毅就建议朝廷闭关锁国，不和西方交流就没事了，妥妥的鸵鸟思维。

当然，像徐桐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的意见还是改革，改革的第一波高峰就是“戊戌变法”。

在后世，大部分认为戊戌变法是“戊戌六君子”和光绪帝一起主导的，但他们背后，实际上站着不少汉族官僚。

比如杨锐，他的老师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徐致靖，他的老师是李鸿章，后在李鸿章苦求下逃过一劫；林旭妻子的爷爷是两江总督沈葆桢，沈葆桢的岳父是林则徐，林则徐又和湘军关系匪浅，岳父沈瑜庆和刘坤一也关系不错；谭嗣同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背后站的也是张之洞；刘光第则直接拜在张之洞的门下。

可以说戊戌变法就是汉族官僚变革的一次尝试，但很可惜只持续了103天就失败了，历来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有很多解读，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戊戌变法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

戊戌变法的对立面是维护封建制的广大地主阶级，一来他们根本不懂所谓的变法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变法到底有何效果，他们只知道，这帮变法的人想要借着变法夺权，这他们不能忍。

在他们眼里，几个年轻的军机章京和一个多年考不上的老秀才，他们连国门都没出过就想学习日本、沙俄变法，甚至就想撺掇皇帝给大清朝进行一次深层次的变革，最关键的是这次变革要将权力中枢交给他们，自己一边凉快去，这哪里是变法？分明是夺权。所以别看当时清朝官僚的主流还是进行变革，慈禧也是同意变革的，但赞同变革不代表赞同要夺走他们的权力，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群没啥经验的中下层官员通过皇帝来强行推动改革，自然遭到大部分官员的反对。

这群反对声中，有的反对变革本身不好的地方，有的是反对维新人士的，但在维新派眼里，通通都是反对者，正是因为他们，变法才难以推进，只有换掉这些守旧派，变法才能继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四日，光绪皇帝一口气罢免了礼部尚书怀塔布在内的六位官员，这帮人一听要被免职，当即跑到慈禧面前哭诉。

慈禧本来对变法还算支持的，但一看光绪皇帝这么胡闹，立马有些不以为然，但光绪皇帝已经亲政，自己也不好直接为他们叫屈，没搭理他们，但越是不搭理他们，越是坚定他们的一个想法，即慈禧是不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毕竟要是支持，早就同意撤了。

叶赫那拉・杏贞

基于这个想法，越来越多的大臣在慈禧面前哭诉，慈禧坐不住了，给光绪皇帝一道红线，即变法可以，但不能随意罢免老旧官员，更不能随意提拔这帮新贵，这是慈禧第一次提出了反对的声音。

维新派一看，人撤不掉，根子还是在太后那，自以为是的康有为认为变法没问题，也没想过政治的本质就是妥协中推进，更没想过拉一些同盟一起推进改革，他的思维很简单，只要除掉慈禧，问题迎刃而解。

那找谁除掉慈禧呢？在这个之前，康有为从未和各种实权将领有过接触，选来选去，就选择了进京述职的袁世凯，然后让谭嗣同出面去找袁世凯，让他支持变革，除掉慈禧，而他们认为袁世凯能够支持的理由就是认为袁世凯有“国际视野”，和维新派是志同道合的人，仅此而已。

所以谭嗣同找到袁世凯的，袁世凯内心还是相当震惊的，也意识到维新派这帮人注定成不了事，思来想去， 就向荣禄汇报，荣禄吓得立马告诉慈禧，慈禧一听震惊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居然要杀了自己。一开始她还不信，毕竟自己和光绪皇帝年纪相差太多，自己会走在光绪皇帝之前，但看到袁世凯手上的诏书（康有为伪造），又不得不信。

九月十九日，慈禧回宫，算是终结了戊戌变法，除了康有为，其他人都被捕，而且没有经过审理，直接在九月二十九日下令处死，这违背了清朝的律令，毕竟被捕到斩杀仅有三天，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

戊戌六君子

很显然，慈禧知道这帮人背后的势力太大，如果拖到秋后问斩，凭这些人背后的人脉，顶多只能处死康广仁，加上气在心头上，直接下令处死。

气是出了，但戊戌六君子背后牵扯太多汉族高官和门人，让这帮人开始和清朝离心离德，最终导致了后来的东南互保。

而在处理戊戌六君子的时候，慈禧也宣布了再次训政，理由是光绪皇帝病了，这让一帮外国公使深感疑惑，认为慈禧要废黜光绪皇帝，比如英国公使就表示了怀疑。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总理大臣奕劻主动邀请洋人给光绪皇帝看病，结果光绪皇帝是有点毛病，但不大，就肾不好，但这个不会影响光绪皇帝亲政，而后光绪皇帝又陪同慈禧出来参与活动，也让外国公使们打消了怀疑。

但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初，宫内传来消息，说慈禧要在溥字辈里选择储君，光绪皇帝不到三十就选择储君，难道光绪皇帝要不行了？

事实上，戊戌政变后，慈禧就打算废黜光绪皇帝了，因为康有为逃到海外后，拿出了所谓的“衣带诏”，到处招摇撞骗，募集资金勤王，正是他的举动彻底让光绪皇帝陷入了绝境，也让慈禧坚定不移要废黜了光绪皇帝。只是当时时间不对，毕竟一没合适人选，二刚训政就换皇帝，引发国内外舆论，所以忍了小半年。从这也可以看出，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康有为的鲁莽，也让清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自我革新的机会。

叶赫那拉・杏贞

而慈禧看时机差不多后，先向心腹大臣荣禄和刘坤一透露了这个消息，没想到刘坤一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一句话，慈禧想要废立新君，得考虑洋人，这让慈禧老大不满，毕竟自己废立皇帝是自己的事儿，凭什么得看洋人脸色？

事实上列强对于清朝换皇帝只是担忧而已，没有准备阻挠，毕竟不管换谁，他们利益没有受损，而刘坤一之所以搬出洋人，就是为了吓唬慈禧而已。

戊戌变法是汉族高级官员的一次变革尝试，可惜失败了，自己门人弟子死了不少，对于慈禧先斩后奏颇有怨言，所以反对慈禧废立新君，这帮人也大部分都是之前的洋务派等等，支持慈禧的则是原先的保守派，如徐桐等等。

一直以来，徐桐反对和西方接触，更讨厌和洋人打交道，但又住在东交民巷附近，每天抬头就是洋人，不胜其烦，这种不喜欢洋人的态度给了洋务派上下其手的空间。另一边慈禧为了可以顺利推行废立，寻求皇族大臣的支持并且开始制造舆论，声称光绪皇帝体弱多病了要不行了，然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一份患病无嗣的退位诏书。

洋人还未反对，洋务派大臣就跳了出来，声称洋人不同意换，至于保守派，也没法查证，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排斥洋人，就信了这个谣言，一来二去，谣言成功激怒了慈禧，当然，还有载漪，他的儿子溥儁已经被立为“大阿哥”，只要上位，他就是最大受益人。为了让儿子顺利上位，他撺掇山西巡抚毓贤把山东义和团放进进城，企图靠义和团反洋的旗号驱逐列强势力。

义和团入京了，在载漪、刚毅等人的推波助澜下，义和团是逢洋必反，而京城洋人、洋玩意也不少，一时间，京城秩序混乱不已。

眼见义和团越来越乱，甚至影响到列强的利益，列强找到载漪，让他出面，但载漪打起了官腔，说这些都是偶发事件，不必担心，实际上就是因为载漪的纵容，让京城治安越来越差，也让使馆区的洋人受到了威胁。

在本国侨民的呼吁下，列强公使开始联系本国，请求派军介入，最终驻扎在天津大沽口的外国军队向京城出发，而义和团看到洋人出兵后，则开始破坏京津一带的铁轨，又加快了对使馆的骚扰，反而加速了外国进军的进程。

眼看外国军队不断入京，直隶总督上奏，要求立即围剿义和团，否则列强入京，牵扯到洋人，事情就闹大了，但载漪肯吗？反而把事态闹大，意图引导义和团和列强的直接军事冲突，甚至劝慈禧和洋人开战。

对于这件事，慈禧是犹豫的，也知道列强的厉害，本来她就是打算利用义和团教训洋人一下好进行废立的，但载漪等人的撺掇让事情走向不可控。

看到慈禧如此犹豫，载漪添了一把火，伪造一份列强书信，书信中，列强要求慈禧退位，且要将她软禁起来，这让慈禧大为恼火，另一边，慈禧对于民间广泛传播的义和团神术也信以为真，多方考虑下，决意开战。

老佛爷上头，其他人可没有上头，眼看慈禧就要出兵，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认为此战基本没有胜算，为了避免有列强借口入侵的理由，及经商议，认为如果京城失守后，万一光绪和慈禧都不在了，则让李鸿章担任大总统来维持局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赴总理衙门的路上居然被杀了，恰好这一天，慈禧上谕中追认战争的开始，局面彻底推向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随后慈禧又要求盛宣怀将诏书下放至各地，各地督抚却表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而后刘坤一和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将东南互保的区域扩大到中南和西南，慈禧擅杀六君子的影响彻底显现，这让慈禧始料不及，也暴露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朝廷和地方开始离心离德。事后，慈禧仓促西狩，途中让李鸿章北上善后，签订了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

庚子国变后，慈禧的政治合法性进一步丧失了，从废帝失败到庚子国变，她也看清楚了，也放弃了传统的政治环境中寻求政权合法性，转而通过迎合时代的需求，来重新寻找合法性的来源，这就是“清末新政”。

叶赫那拉・杏贞

当然，这不是慈禧想通了，而是现在没有退路了，改革是她唯一的出路，毕竟她要是真的想变革，早就在戊戌年变革了。

而清末新政中有两个最大的变动，第一是废了一千多年的科举，二是立宪。

经过甲午战败和庚子国变后，不少人认为，传统的四书五经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因而不少人提议废除科举，但怎么废除科举，如何选拔官员大家也没底，激进的改革派认为除了要废四书五经科举还要废了通过考试选择官吏。

废了四书五经没问题，但问题是废了考试相当于突然废了清朝的整个教育系统。

一直以来，科举有乡学、县学、府学，本质上是一条阶层流通的渠道，这也是所有人唯一的阶层变通的途径，所以一开始的想法还是很温和的，建立新式学堂，革新之前的课程，然后在科举中加入西学，考中后授予科举功名。所以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正式废科举前的两届乡试和会试上，废八股、考策论，内容上也都是西学和时务。

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是有效果的，让时务逐步代替经学，加大对时务人才的提拔是不错的，但效果至少得二十年，激进派认为等不了了，现在就要效果，在多方推动下，一千多年的的科举彻底被停止了。

科举没了，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了十几年四书五经的读书人，他们现在唯一的出路没了，怎么办呢？一部分家里有钱的看到如今朝廷重视西学，直接出国留学，首选地就是日本，这些人后来都加入了同盟会。另一边家境不是殷富的则选择从军，加入了新军，靠着能读书写字，很快成为新军中下层人员，而这些人也成为日后反清的中坚力量。

当然，大部分普通人是没这个机会和资本的，只能等朝廷给他们新的出路，而这个出路没等多久，朝廷立即给了，这就是立宪。

之所以要立宪，实际上还是给日本刺激的。

光绪三十年（1904）的日俄战争中，日本这个新贵居然击败了老牌列强沙俄，这让清朝震惊无比，看来纯粹的封建制已经落寞了，慈禧当即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一番考察后，慈禧认为德国和日本的立宪比较适合，毕竟立宪后，皇权还在，满足了慈禧变革的需求以及保住皇权的想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慈禧宣布预备立宪。

和废科举一样，朝廷内外都在讨论清朝什么时候立宪，该怎么立宪，预备立宪要等几年？

很快，慈禧拿出了方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出笼，预计在光绪四十三年，也就是1917年立宪，消息一放出，很多人就明白，这慈禧哪里是想立宪，明着继续揽权罢了，毕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就提出了，十二年后才立宪，各国立宪没这么久的。

叶赫那拉・杏贞‍

如此长的周期也让清朝失去了第二次自我变革的机会，为啥？因为宣布立宪后的三个月，慈禧就走到人生的尽头。

本来立宪改革是要得罪很多人的，也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一般而言，改革的人对权力掌握越深，改革越好，反之越差，而慈禧就是清朝目前唯一的对政权掌握极深的人，由她出面改革是最好的。

如果她在庚子之变后立即变革，七年时间也足够了，但她不断犹豫，崩逝前三个月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更要命的是临崩逝前带走了光绪帝，光绪帝虽然被软禁，但毕竟是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名分还在，民间对于这位热心变革的天子也保持同情，留着他变革总比载沣好。但慈禧害怕光绪帝翻案，影响自己的身后名，直接一波带走了他，也让立宪走向了未知的道路。

从能力来看，载沣肯定不合格，但从当时来看，他是唯一能够让帝党和后党都能接受的人，平常还好，但在这多事之秋，这样的人一脚油门踩到底，直接踩进了深渊。

慈禧对对政权掌握极深，至于载沣，威望远远不如，因而慈禧一崩逝，要求立宪的人纷纷呼喊，九年太长了，要快点立宪，因而载沣执政的最初几个月，朝廷天天就是争吵何时立宪。最终，载沣顶不住了，宣统元年（1909年），朝廷下诏，让各省成立谘议局，预备立宪，而进入谘议局的，都是当地的士绅，不少都是没了科举的读书人，当年年底，谘议局都已成立，既然地方议会都准备好了，朝廷也改开国会了，这眼睁睁逼着自己开国会，载沣是一百个不乐意，但代表太多，应付不过来了。无奈之下，载沣在宣统二年（1910年）10月开了资政院，以应付各省请愿团，本以为可堵住各省代表，但资政院成立后，最大的议题就是让载沣开国会，这让载沣头疼不已。

爱新觉罗・载沣

一直以来，载沣都不愿意这么快立宪，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开设都是糊弄地方的，这两个机构没啥权力，只能“讨论”而不能“定策”，纯粹是糊弄这帮人立宪派的。

比如谘议局，可以讨论问题，但决议需要地方督抚通过后才可以实施，而督抚又有权驳回这些决议，甚至有权解散谘议局，如果谘议局不同意，则交给资政院审核。而资政院呢？总裁和副总裁都是清廷任命的王公大臣，资政院满额两百人，其中一百人是直接任命的权贵和各级官员，剩下的则是地方选举，选举出来又要督抚的任命，督抚呢？又是朝廷任命，而且别忘了，朝廷还有军机处呢，军机处有权驳回资政院决议的。

走了一圈，还是朝廷控制这些部门，这让地方立宪派气愤不已，他们就聚在谘议局里闹事，虽然谘议局里没权力，但却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反对舞台，载沣一不小心，成功让立宪派组织了起来。

地方立宪派天天闹，让载沣鼻子都气歪了，一闹自己就让步，让步后还要让步，年轻气盛的他如何能够忍得下？恨不得解散他们，问题是朝廷已经宣布立宪，总不能打脸，为此，载沣决定玩个大的。

宣统二年（1910年）底，载沣宣布，明年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年）开国会，而且表示，这个日期不会再改。

皇族内阁

地方立宪派一看有了结果，终于不闹了，等着载沣第一任责任内阁的人选。

宣统三年（1911年）4月，第一届责任内阁出炉，立宪派一看，责任内阁13人，满族居然占了9人，9人中又有7个皇族，这内阁简直就是“皇族内阁”，立宪派认为这是朝廷欺骗了自己，也认清了清朝的嘴脸，他们决定支持革命党。

立宪派一直对清朝抱有期望，也认为清朝会真的立宪，在这之前，地方士绅这些立宪派是支持革命党的，但如今朝廷立宪了，不需要革命就获得权力，为何要和革命党分一杯羹呢？因而清朝宣布立宪后，革命党运动则进入了低潮。如今载沣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士大夫阶层的期待最后落空，这个历朝历代的统治基础决定支持革命党。

虽然立宪派和朝廷矛盾不断，但都属于内部矛盾，本质上还是在清朝这个大框架下的，但革命党是奔着推翻清朝来的，本质上不一样，载沣倒好，一个操作，把立宪派当对手，立宪派要权不成，只能选择和革命党合作了。

武昌起义

而后武昌起义爆发，立宪派大力支持，最终成燎原之势，实际上，这个时候，载沣要是真立宪，换取一些摇摆不定的立宪派支持，还是很有机会延续的，但载沣放弃了，也给清朝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回顾戊戌变法到清廷覆灭这十来年，清朝已经处于“革命”和“改良”中不断赛跑，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庞大的士绅阶层的力量，对于士绅而言，改良总好于革命，毕竟革命后，革命党人参与进来，势必要分权，因而一直对朝廷抱有期望，只能能看到改革希望，就不愿意造反，更不愿意去革命。但在慈禧的犹豫和载沣的操作下，将士绅阶层的最后希望一点点消耗殆尽，导致士绅集团全方位离心，可以说清末的革命，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而不是明末那样的底层起义。

正是基于这个基础，回看清朝最后的二十年所有的自救，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一切也都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