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不允许这么NB的人存在（上）

他与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并称为清初四大思想家。

他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他又与其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

他在清末的政治运动之中，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东方的卢梭”。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之后，他的一本著作，作为民权论的先驱,受到了梁启超等的高度评价，并被作为强化革命意识与行动的教科书。

萧公权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说，他是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其说“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能语于真正思想之转变。”一言以敝：他实为为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之最后高峰。

而他较为著名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梳理了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史发展过程，并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即学案体。

虽然没有应征修撰《明史》，但是《明史》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会咨询他的意见，《本纪》中删掉诚意伯刘基撤座的说法，其实是明太祖撤掉尊奉韩林儿的。《历志》出于翰林院检讨吴任臣之手，千里之外寄书稿给他,请求审正后才定稿。他认为《宋史》在《儒林传》之外另立《道学传》,这是元代儒者鄙陋的见解,《明史》不应当沿袭，当时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正有这个提议，而汤斌向大家出示他的书信,于是就去掉了《明史》中的《道学传》。

汉、唐以来的大儒,大概只有刘向的著述，大半被收入班固的《汉书》，他在两千年以后，又获得了与刘向相当的成就。

他的学问，以周敦颐和二程的学问为根本,综合会同诸家之学,包括张载的礼教之学,邵雍的术数之学,吕祖谦的文献之学,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之学,叶适的文章之学,全都融会贯通,珠联璧合,这是儒林之中从来也没有过的。

他，就是黄宗羲。

他一生不凡,“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归乡后潜心著述,著作等身，达数十种,涉及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等,无所不通。

卷帙浩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篇幅有限而立论精湛的有《明夷待访录》、《思旧录》、《留书》、《今水经》、《孟子师说》等。

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平生想见而见不到的人共有三位，就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

工部尚书汤斌说:“黄先生探讨学问，如同大禹治水,疏导山川,脉络分明,实在是我们学者之中的北斗。”

刑部侍郎郑重说:“如今南方有黄宗羲,西边有李颙,足以表明道术的盛况。”

兵部待郎许三礼,曾做过海宁知县,跟随先生学习过《三易洞玑》,后来在京师为官,还年年都写信向黄公请教学问。

1690年，刑部尚书徐乾学在宫中当值，皇帝问及前朝遗留下的贤人,徐乾学又提到黄公,并且说:“臣的弟弟徐元文曾经推荐过,但因为他年老不能前来,除此之外,没有可以跟他相比的了。”

康熙帝说:“可以把他召到京师,朕不任命他官职,如想回去就派遣官员送回。”徐公以其年纪太大，怕不会来回答,皇上因而叹息得人才竟然这么难。

黄宗羲之父黃尊素，是东林党人，东林七贤之一。为魏忠贤党羽所害。当时，黄宗羲也就是十五六岁，刚考上秀才不久，古代的一个秀才，学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985和211大学的本科生，甚至名校硕士。

这绝对称得上天才，至少是早慧，虽然改变不了朝局，

到了他18岁时，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党羽纷纷下狱。公审时，黄宗羲携带利器，殴打刺杀多名魏党官员许显纯、崔应元等。

许多人将之视为侠客行为，多加赞赏，但公允地说，能屡次三番携带利器，进入最高司法公堂，且毫无罪责，不可能没有最高层的授意，归根到底不过是上峰卖个人情，给民间泄泄愤，和违抗朝廷的侠客行为，有本质区别。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黄宗羲和老师刘宗周一起加入了南明朝廷。但是朝廷掌握在前魏党阮大铖手里，内斗不断。这个读了顾诚先生《南明史》的，没有不吐血三升的。

刘宗周眼看大势已去，绝食而死。黄宗羲赶回绍兴，和两个弟弟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反清军队。但接连败退，最后逃入山中，与鲁王主力失散，黄宗羲下山寻找鲁王时，村民恐怕找来祸患，偷偷焚烧了营寨。

又说是黄氏兄弟的军队，因抢劫民间激起民变，全军覆没。

真实的历史，永远都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恶。

最后黄宗羲在舟山的一个孤岛上，找到鲁王，但大厦将倾，岂非一木能支。

这一年,鲁王从健跳（在今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移往翁洲（在今浙江舟山岛），又召黄公作为冯京第的副使，乞师日本，到了长崎却没有搬到救兵，终于无功而返。

日本之行让他明白大势已去，自此以后，他再没有参与抗清，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埋首于教授学问、著书立说。并且允许弟子参加新政权的科举考试，到清廷做官。

黄宗羲的两个弟弟，一弟宗炎,字晦木,一弟宗会,字泽望,都是很有才学之人,黄公亲自教授他们学问，没有几年都很有声望。

后二人又跟随兄长抗清，一起出生入死，却没有想到兄长居然“变节”，遂与之断交。好友吕留良也因此，与黄宗羲绝交。

黄宗羲离世时，已经是接近85岁的高龄。可能是自己也没想到，能活那么久，早在他7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准备身后事。

他立下遗嘱，要求家人在其死后，将他的头发散开，盖上一条被单，不着衣物，不用棺椁，身下仅铺青石板下葬。尤其是不穿衣服不用棺木下葬，在当时看来过于离经叛道，于家人来说也是不孝。所以黄宗羲的儿子相当为难，还请了族中长者去找黄宗羲商量。

国已沦落，家已飘零，黄宗羲最后选择披发、裸身（既非清制也非明制），无棺椁入葬的原因。可能只是希望肉体尽快腐朽，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

这像极了他最后的状态，已然超脱了具体的政权效忠，更多的代入了“天下”、“子民”的观念。而他的这些思想，更多的体现在了一本天下奇书，曾在禁书之列的，《明夷待访录》。

该书创作开始于康熙元年(1662),完成于康熙二年(1663),其间又逢火灾，手稿几毁。幸好在儿子黄百家的再三请求下，最终得以面世。

成书共计二十一篇，大体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三卷）、建都、方镇、田制（三卷）、兵制（三卷）、财计（三卷）、胥吏、奄宦（两卷），所论涉及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制度。

《待访录》起首三篇，皆名之以“原”，盖言政道世情之根本，在乎君臣之间。使万民得君而人君得臣，则事备而天下可治；天下既可治，遂以法治之。

原君，黄宗羲将人的利己性作为前提，主张君主的作用，应当是充分地满足民众的这种欲求。君主必须摆脱一己之私立，以天下万民之利为利。

肯定了对失去民众支持的暴君的驱逐，继承了自孟子以来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革命传统。

用他的话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换言之﹐君主只是人民选择用来处理公共世界各种事物的仆人。然而﹐由于天下大事千头万绪﹐“君”凭一己之力不能统治好﹐因此必须由后来称之为“臣”的同事分担。需要明确的是﹐臣也是向人民﹑而非向君主负责的。

但是﹐令黄宗羲痛惜的是﹐所有这些政治原则，在秦统一中国后(前221年)，被颠倒了过来。

原臣，臣为辅助君主的臣，具体是指根据科举制度而取得官职的士大夫阶层。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臣并非作为君主的私人工具而存在，而是与君主一起，协助君主以服务天下万民。

君与臣的关系虽有上下，但至少是一种“义和”，因此也是一种人为的、并且也存在改变可能的关系。当君主不为天下万民谋利之时，君臣关系也随之解除，否定了以往“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

原法，黄氏对“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坚信几乎是对儒学传统的颠覆。但是﹐他所说的“法”与法家的“法”，绝不等同。在黄宗羲看来。秦朝加以具体化了的法家之法，纯乎是法规条文﹐它只是为皇帝利益服务的“非法之法”。相反﹐黄宗羲要确立的法，是为人民捍卫这个世界的。

同时黄宗羲也强调了习俗和宗教的作用，为此注重对君主和大臣进行再教育。君臣每个月必须到“太学”这一为他们而设立的“学校”中，听取“校长”先生“祭酒”的讲义。

这一提议意味着，黄宗羲对士大夫阶层教养的信赖，同时非常有意思之处在于，这也与卢梭为在政治上重视习俗而展开的“市民宗教”的论述相关联。

学校，黄氏认为，学校不仅是养士、育才之地，还是思想库、政策源，应成为天下舆论的枢纽，“公其非是”的机关。有了这样的议政机关，便可以防范“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造成的偏颇。

他强调儒家的学校，必须同时发挥政治和教育双重功能。除了培养学者——官员外﹐学校应该是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政治批判场所﹐当学者们轮流主持对时政的讨论时﹐皇帝和大臣应当定期像学生那样坐在太学中认真倾听。

“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扩大政治主体，同时又保证参与政治的士人阶层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在黄宗羲看来，这种相对独立性，能够保证士人集团在参与政治的时候，更多地依照理想和信念行事，而不是完全成为皇权的附庸。

即黄宗羲设立“学校”之意，是在行政之外，单独设立一个政治机关，用以代表公议。主张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这应该是它的政治观点中，最领先时代的了。

置相，黄宗羲对于宰相一职，在明太祖时被废相当痛心。在他看来,因为宰相是任贤而不世袭的,所以宰相是传贤不传子的，“公天下”禅让制消亡后，仅有的一点补救措施，而废除了宰相,则意味着“公天下”的精神彻底丧失了。

宰相之职撤销后,朝廷政务复杂,皇帝一人无法处理时,各种弊端就出现了。明成祖时,让翰林儒臣入文渊阁参与政务,称为内阁。内阁之设,是辅助部门,主要是发挥顾问、参谋职责，而所有政务都由皇帝最终裁定。

但没有了宰相的分担，不是个个皇帝都如朱元璋般超人，到明宣宗时,出现票拟制度，即阁臣草拟对奏章的处理意见，用小票书写,贴在奏章封面,由皇帝审定,用红笔批示,称作批红。

后来皇帝更加怠政,开始让太监代为批红。这种制度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恶劣影响,为明朝宦官干政创造了条件。后来太监的批红之权越来越大,肆意弄权,使得内阁权力被架空,导致明朝政治越来越黑暗。所以明朝的宦官之祸尤为严重，黄宗羲认为，这和宰相职位的废除，是分不开的。

取士，他首先对古今的取士和用士进行了对比,认为古代取士较为宽松,但授官任职前后经过七层考核,遴选到优秀人才的几率已经很大了，可以确保选取优中之优以授官。

相比之下,明朝的取士和用士只有科举一途,取虽严格,但用却宽松,使得很多人在位却不谋其政。针对这种情况,黄宗羲提出“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从而大大丰富了官吏的来源途径。

黄宗羲还提出批评的一点，就是“考试必由学校”,也就是说参加考试的，都必须是出自各种学校的学生，以此将学校与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使得学校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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