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从苏联回国，说起了赫鲁晓夫的绰号，毛主席哈哈大笑

1949年8月，王鹤滨接到任务，负责毛泽东的健康护理工作。

王鹤滨不仅是毛泽东的专职医师，他还承担着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任弼时等领导人提供医疗服务的职责。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王鹤滨工作态度认真，但由于能力有限，在任务执行过程中难免会犯一些错误，这让他感到十分自责。

周总理一度深受鼻出血困扰，尝试多种药物治疗均未见效。王鹤滨提出采用硝酸银腐蚀溃疡部位，以此加速伤口愈合。这一方法被视为创新性的治疗手段。

王鹤滨对五官科这一全新尝试心存疑虑，便向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鼓励。当这位医生向他请示时，周总理直接回应道："作为专业医生，你尽管放手去做，不用顾虑太多。"

然而，王鹤滨才尝试了几次，就被上级傅连璋叫停了。傅连璋认为这种做法风险太大，当场对王鹤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王鹤滨意识到当前的做法存在风险，同时觉得自己医疗水平不够，便向上级申请辞去职务，计划前往苏联进修提升。

毛泽东对王鹤滨的离开表现出不舍之情。当王鹤滨两次提出离开的请求时，毛泽东都未予批准。直到第三次请求时，毛泽东才询问他："这次你要在国外待多长时间？"

王鹤滨提到，他计划攻读博士学位，预计需要六年时间完成学业。

毛主席听后，略显伤感地问道：“要等六年这么久吗？”

王鹤滨为了让毛泽东不感到失望，便表示自己不再攻读博士学位，而是选择读研究生，并承诺在三年内完成学业回国。

主席听完后脸上浮现出笑意，随即回应道：“行，就这么定了。你先去攻读研究生学位，三年学成后，再回到我这儿继续工作。”

王鹤滨赴苏深造期间，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经过不懈努力，仅用三年便成功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1958年，王鹤滨携妻子回国后，专程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非常欣喜，热情地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席间，大家轻松地聊起了在苏联的日常生活点滴。

王鹤滨提到苏联的经济状况，指出其重工业发展迅速，但轻工业相对落后，导致民众日常用品质量较差。因此，苏联百姓对中国生产的轻工产品特别青睐，认为这些商品不仅质量上乘，而且经久耐用。例如，中国制造的毛衣和保温瓶在当地非常抢手，一旦有货，常常引发排队抢购的热潮。苏联民众普遍希望增加从中国的进口量，以满足日常需求。

王鹤滨再次提及苏联的党群关系，指出其状况极其恶劣。官僚主义在苏联早已根深蒂固，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政府官员普遍拥有宽敞豪华的住宅，甚至配备多处别墅，职位越高，别墅数量越多。他们享受着进口的汽车和电器，生活极为奢华。相比之下，普通民众则居住在拥挤狭小的楼房中，甚至出现一套房子容纳三个家庭的窘境。这种巨大的生活差距，凸显了苏联党群关系的严重问题。

王鹤滨提到苏联的党员组织生活时指出，那里的纪律和组织性几乎不存在。只要拿到党员证，就能一辈子当党员，没有任何纪律约束。他们的组织生活更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大家嘻嘻哈哈，喝酒野餐，完全没有严肃的态度。因此，年轻人对入党毫无兴趣，苏联共产党的未来也让人感到迷茫。

王鹤滨谈到赫鲁晓夫时提到，苏联民众对他并不敬重，还给他取了很多绰号，其中一个甚至流传到了西方。

毛主席对此颇感好奇，便询问道：“这个外号具体叫什么？”

王鹤滨带着一丝不屑的语气说道：“不就是玉米吗！”

毛主席听后，忍不住笑了出来，好奇地问：“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赫鲁晓夫为了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多次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为了塑造亲民形象，他特意走进普通美国家庭和农场参观。在访问农场时，他常常卷起袖子，亲自参与掰玉米，以此展现自己与劳动人民的紧密联系。

赫鲁晓夫还大力推广在苏联广泛种植玉米，完全忽视了当地气候条件并不适合玉米生长的事实。这一决策显得十分不切实际，民众因此戏称他为"玉米棒子"，以此嘲笑他的决策缺乏常识。这种做法不仅浪费资源，还暴露了他在农业政策上的盲目性。人们用这个绰号表达对他不切实际政策的不满和讽刺。

毛主席对赫鲁晓夫非常了解，两人打交道也不是一两天了。他听完后，忍不住笑出声来，直言道：“这比喻太贴切了，赫鲁晓夫根本不懂行，完全是在瞎指挥！”

遗憾的是，王鹤滨回到国内后，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其他岗位，不再负责毛主席的医疗保健工作。这一变动让双方都感到惋惜，未能延续之前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