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北军老兵的回忆(一)关外失学 关内投军
刘剀荆/文
我于一九一五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丧父,与母亲、祖父三人相依为命。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黑龙江拜泉县读初中。当日本军侵占省城齐齐哈尔后,我们学校被迫停办。在学校解散的前夕,校长张亚房向学生们作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讲话。他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一直讲到“九一八”事变。要求我们决不能屈服,决不当亡国奴。当时的会场群情激奋,决不当亡国奴的信念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回到明水县老家后,马占山的军队住在那里,我们一些青年学生经常和他们的下级军官一起打篮球,一起谈论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他们也鼓励我们不要当亡国奴。一九三二年年初的一天清晨,听到大街上有鞭炮声,并看到街上挂起满洲国国旗。当时心想莫非中国真的亡国了?我们几个同学又聚会在一起,商议怎么办。我同张鸿奎、周帮国三个人决定从家庭出走,到关内去。张鸿奎也是独生子,要离家又谈何容易。经商议,从家里偷些钱做路费,就不辞而别了。三人从安达乘火车到大连再乘船到天津而后去了北京。到北京之后,东北中学正收容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学生。张鸿入了学,我和周邦国在外流浪,以后所带的钱用尽,决定当兵报国。
投到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卫队步兵第一总队第六连当兵。总队长应鸿伦,连长赵本初,排长李云、吴守谦。军队驻地在北京德胜门外黄寺大楼。从此我走上了当兵的道路,盼望着练好兵,打回老家去。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受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将军队撤入关内。我新在的部队是张学良的卫队,到关内之后军队的供给完全靠蒋介石集团。可是同是军队,在供给上你的嫡系与东北军相差太甚。蒋的嫡系部队按月发放薪金和伙食及其池费用,一个士兵每月的伙食和薪金大约二十多元,一个少尉军官约三十多元,可是发给东北军的一个上兵每月薪金三元零六分,伙食三元九角(菜金每天二分钱,煤钱每天一分四厘,其余的是粮食钱),一个少尉十八元,就是这点不平等的月薪也不是按月发放的,一年也只能拿到两三个月的月薪。当兵的伙食是每天两顿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照见人的白菜汤,穿的是豆腐包布的灰色军装。最难受的是快到服装换季的时候,夏装没发下来天已热了还穿着棉衣,热的要死;而冬季棉衣还没发而又冻得要命。当兵的仍要着装整齐在操场上操练,冷热的折磨实在难受。加上营养不良,时有晕倒在操练场上的事。睡的地方更糟,地面上铺些草,一个挨一个挤着,被子薄的透,冬天当“团长”,夏天闷的喘不过气来。当时,东北军的一些当官的从日本人那里学来一套带兵的方法,军官可以随意打骂士兵,在出操时,士兵经常挨教练班长的拳打脚踢。我有一次不知怎么得罪了排长吴守谦,便叫几个士兵将我按在地上,压着脖子按着腿,举起军棍向屁股上和大腿上打了几十下,疼的我几天走不了路,当时我年仅十七岁,刚刚踏入社会就遭此不幸,真是前途莫测。过了一段时间,总队长应鸿伦来连里视察,知道了我是学生当兵的,没过几天就把我调到总队部传达室当传达兵。每天收发些文件倒也觉得轻松,生活待遇得到了一些改善。
一九三三年长城外抗战失利,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出国。我们这个卫队改编为一 五师,师长刘多荃。第一总队改为步兵第七团,因长应鸿伦。我仍在团部传达室当传达兵。一九三五年本团的团副万毅(现在总后)去一营兼代营长时将我带到本团一营并提为庶务上士。万毅对我进行严格的教育,让我读伟人传记,读些爱国主义的书籍,并叫我出队列操,学习军事技术,还教育我要有精忠报国思想,练好身体学好本领,做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的基本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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