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北军老兵的回忆(一)关外失学 关内投军

刘剀荆/文

我于一九一五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丧父，与母亲、祖父三人相依为命。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黑龙江拜泉县读初中。当日本军侵占省城齐齐哈尔后，我们学校被迫停办。在学校解散的前夕，校长张亚房向学生们作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讲话。他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一直讲到“九一八”事变。要求我们决不能屈服，决不当亡国奴。当时的会场群情激奋，决不当亡国奴的信念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回到明水县老家后，马占山的军队住在那里，我们一些青年学生经常和他们的下级军官一起打篮球，一起谈论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他们也鼓励我们不要当亡国奴。一九三二年年初的一天清晨，听到大街上有鞭炮声，并看到街上挂起满洲国国旗。当时心想莫非中国真的亡国了?我们几个同学又聚会在一起，商议怎么办。我同张鸿奎、周帮国三个人决定从家庭出走，到关内去。张鸿奎也是独生子，要离家又谈何容易。经商议，从家里偷些钱做路费，就不辞而别了。三人从安达乘火车到大连再乘船到天津而后去了北京。到北京之后，东北中学正收容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学生。张鸿入了学，我和周邦国在外流浪，以后所带的钱用尽，决定当兵报国。

投到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卫队步兵第一总队第六连当兵。总队长应鸿伦，连长赵本初，排长李云、吴守谦。军队驻地在北京德胜门外黄寺大楼。从此我走上了当兵的道路，盼望着练好兵，打回老家去。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受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将军队撤入关内。我新在的部队是张学良的卫队，到关内之后军队的供给完全靠蒋介石集团。可是同是军队，在供给上你的嫡系与东北军相差太甚。蒋的嫡系部队按月发放薪金和伙食及其池费用，一个士兵每月的伙食和薪金大约二十多元，一个少尉军官约三十多元，可是发给东北军的一个上兵每月薪金三元零六分，伙食三元九角（菜金每天二分钱，煤钱每天一分四厘，其余的是粮食钱），一个少尉十八元，就是这点不平等的月薪也不是按月发放的，一年也只能拿到两三个月的月薪。当兵的伙食是每天两顿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照见人的白菜汤，穿的是豆腐包布的灰色军装。最难受的是快到服装换季的时候，夏装没发下来天已热了还穿着棉衣，热的要死；而冬季棉衣还没发而又冻得要命。当兵的仍要着装整齐在操场上操练，冷热的折磨实在难受。加上营养不良，时有晕倒在操练场上的事。睡的地方更糟，地面上铺些草，一个挨一个挤着，被子薄的透，冬天当“团长”，夏天闷的喘不过气来。当时，东北军的一些当官的从日本人那里学来一套带兵的方法，军官可以随意打骂士兵，在出操时，士兵经常挨教练班长的拳打脚踢。我有一次不知怎么得罪了排长吴守谦，便叫几个士兵将我按在地上，压着脖子按着腿，举起军棍向屁股上和大腿上打了几十下，疼的我几天走不了路，当时我年仅十七岁，刚刚踏入社会就遭此不幸，真是前途莫测。过了一段时间，总队长应鸿伦来连里视察，知道了我是学生当兵的，没过几天就把我调到总队部传达室当传达兵。每天收发些文件倒也觉得轻松，生活待遇得到了一些改善。

一九三三年长城外抗战失利，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出国。我们这个卫队改编为一 五师，师长刘多荃。第一总队改为步兵第七团，因长应鸿伦。我仍在团部传达室当传达兵。一九三五年本团的团副万毅（现在总后）去一营兼代营长时将我带到本团一营并提为庶务上士。万毅对我进行严格的教育，让我读伟人传记，读些爱国主义的书籍，并叫我出队列操，学习军事技术，还教育我要有精忠报国思想，练好身体学好本领，做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的基本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