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世界，活着比什么都难

村口的石磨盘裂成三瓣时，我正跪在祠堂的青砖地上给祖宗上香。香灰簌簌落在父亲补丁摞补丁的裤脚，烫出几点焦痕，倒像是土地爷往生死簿上按的红指印。那年我十二岁，第一次懂得牛轭的重量能把人压进土里三寸——春耕的晨雾里，父亲佝偻的脊背比犁铧弯得更深，母亲数稗草时掉落的银丝，比田埂上的蒲公英更早染白鬓角。

学堂的瓦缝里总漏雨，把《论语》浸成腌菜般的皱褶。先生举着戒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我的课本里夹着晒干的槐花，在梅雨季洇出赭色泪痕。十五岁那年的谷雨，我躲在草垛后看邻村货郎的旧杂志，彩页上的摩天大楼刺得眼睛生疼。母亲寻来时，我慌忙将杂志塞进猪草筐，却让锋利的纸页割破了掌心。血珠滴在“人定胜天”的铅字上，像极了祠堂供桌上将熄的长明灯。

十八岁离乡那夜，圈里的老黄牛反刍声格外响。父亲在月光下数卖牛钱，纸币边缘沾着牲口棚的草屑。长途汽车碾过祖坟前的碎石路时，后视镜里的母亲追着车跑，围裙兜着的煮鸡蛋滚落一地，在晨雾里蒸腾起团团白气。城里的月光确实比油灯亮堂，却照得脚手架上的安全网如同捕魂的罗网。我在二十三楼给玻璃幕墙打胶，工牌在朔风里晃成招魂幡，恍惚看见自己变成一只壁虎，正用唾液把破碎的倒影黏回人形。

腊月归家见父亲蹲在门槛抽旱烟，火星明灭间照亮堂屋的族谱。我的名字蜷缩在祖父讳字下方，墨迹比供桌上的残烛更黯淡。母亲从山坳采药归来，裤管结着冰凌，背篓里的“活命草”蔫成灰褐色。她藏起膝盖上发黑的膏药，却藏不住搪瓷缸里翻涌的苦味。夜里替父亲贴风湿膏时，发现他脚底板的老茧厚得能硌碎月光——那是在我幻想黄金屋里有神仙的年岁，他一寸寸踩实了送我远行的盘缠。

而今站在三十岁的悬崖回望，银行卡余额是丈量生命的标尺。外卖箱里压变形的快餐，出租屋墙角霉变的课本，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孔，都在暗夜里化作勒紧咽喉的绳索。昨夜母亲在电话里笑说后山的野柿子红了，声音却漏着风——她去年掉的牙终究没舍得镶。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催租信息，突然明白先生当年念的“万般皆下品”，原是说我们这些在尘泥里打滚的人。

清明上坟时，山风卷着纸灰扑在脸上。父亲的镰刀正在割坟头草，金属与石块的摩擦声像是土地在呻吟。供品中的苹果缺了口，蚂蚁正沿着裂缝搬运甜美的绝望。母亲指着远处新起的小楼说：“那是王家二娃盖的，用的是他爹的抚恤金。”夕阳把铝合金窗框烧成金色，恍若当年杂志上刺痛双眼的幻影。

暮色漫过晒场时，我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条正在风干的咸鱼。手机屏幕亮起，母亲发来戴着老花镜比“OK”手势的自拍，身后的灶台上煨着给我留的腊肉。村口老槐又抽新芽，树影婆娑间，十八岁的少年仍在河滩摆弄鹅卵石，固执地用“人定胜天”对抗流水的侵蚀。而此刻的我终于懂得，所谓活着，不过是看父辈的骨灰渗进黄土，再将自己碾成齑粉，去肥沃下一茬青苗。

山月爬上祠堂飞檐时，晒场东头的田埂又被暴雨冲垮。父亲在电话里大笑：“冲得好！省得和邻家争那半垄地。”我蹲在城中村的漏雨屋檐下，数着水泥裂缝里挣扎的野草。远处霓虹在积水里碎成星子，恍惚是母亲当年追车时摔碎的鸡蛋。这个世界啊，有人生来是黄金屋檐下的琉璃瓦，有人注定要做铧犁下的垫脚石。你看那老槐树的年轮，何尝不是捆缚众生的绳结？活着比什么都难，偏这难字要用血泪写满一生，直到墓碑成为最后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