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失败的政客，狡黠的作家

秘鲁当地时间4月13日，巴尔加斯·略萨去世，享年89岁。

2010年的诺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对国内的文学读者来说是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味，并且被称为具有“历史结构主义”的写作风格。1963年，略萨凭借小说《城市与狗》开始在拉美文坛崭露头角，由于小说浓烈的讽刺意味惹来秘鲁军方不满，略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遭遇了被秘鲁军方焚毁的命运。此后，略萨的长篇小说《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等作品延续了略萨的写作风格，继续对拉美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披露。1986年，略萨先获得了西语文学的极高奖项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奠定了他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

在文学创作之外，略萨对政治活动也表现出了与常规作家不同的积极性。1989年，略萨正式宣布进入秘鲁的总统竞选，并且一度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后来在第二轮竞选中落败）。2011年，巴尔加斯·略萨再次宣布参与总统竞选，并且发表了一系列对前总统和其他党派的抨击观点。直到2021年，略萨依然积极参与秘鲁国内的政治活动，然而有相关批评认为，略萨的活动加剧了秘鲁2021年间的政治危机。除了本国的政治活动，在巴西、西班牙、墨西哥等西语国家的政治中也总能见到略萨活跃的身影。

作为一个观点立场相当鲜明的作家，略萨的观点偶尔会导致他与其他作家的不合。作为20世纪50、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的主将之一，略萨曾经因为立场的不同而与另一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院大打出手。如今，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经典作家们已经先后离世，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卡彭铁尔……这些曾经活跃的作家们都带着他们彼时的观点离开了世间。他们曾经所争论的拉美政治仍旧矛盾重重，而他们所留下的文学书籍将会成为供人们思考与洞察的永恒遗产，正如略萨的讣告信中所写，“他的离去将令他的亲人、朋友和世界各地的读者感到悲伤，但我们希望他们能像我们一样，从他漫长、冒险和富有成果的一生中找到安慰，并留下大量将比他的生命更长久流传的作品。”（导语部分撰文/宫照华）

巴尔加斯·略萨。

2016年，略萨的个人回忆录《水中鱼》中文版出版。《新京报·书评周刊》曾于2017年1月14日刊发书评，现重发旧文以悼念。

撰文丨 张伟劼 博尔赫斯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她经历的一切都是写作资源。这句话用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身上特别合适。他的许多虚构作品都是以个人经历为蓝本的，在《城市与狗》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在军校就读时的经历，《胡莉娅姨妈与作家》取材于他的第一段婚姻，《公羊的节日》则在很大程度上糅进了他在秘鲁的从政经历，因此这部背景设置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小说不能完全看成是多米尼加历史的文本记录。 如果没有作者1987年至1990年的那次竞选秘鲁总统的大冒险，《公羊的节日》对那种代表了拉丁美洲落后政治制度的权力结构的描绘一定会失色许多。要了解略萨的那段经历，还有一本非虚构作品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的，那就是作者本人完成于1993年的回忆录《水中鱼》。这部回忆录主要讲述的就是两个时间上距离遥远的故事：略萨是如何竞选总统的，以及他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 用文学介入社会现实 作家以创作揭露现实乃至介入社会现实，是拉美文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存在着现实主义传统或流派，但在拉丁美洲，文学与社会现实似乎以更显著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这一现象的人格化，就是作家成为社会活动家乃至政治家。19世纪阿根廷的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秘鲁的里卡多·帕尔玛、古巴的何塞·马蒂等人都既在本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又是民族历史上不能不提及的人物。略萨以及与他同辈的一批拉美知名作家，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涉足政治。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作家更关心如何与权力保持距离，如何让文艺创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那么在不发达国家，真正的作家往往以挑战权力、改变不公正的现实为己任。从《水中鱼》中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写作还是从政，略萨的动机都是反抗强权——文学爱好最初对他来说，就是针对他那个专制无趣的父亲的斗争方式，而参选总统则始于对阿兰·加西亚政府强行推出的金融部门国有化政策的反抗。 《水中鱼》，[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 略萨借着这本回忆录，重申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尽量发展私有制，鼓励竞争和个人创业，在国民心态上去除一切依赖国家的思想，把经济生活的责任委托给文明的社会和市场。在略萨看来，这就是“现代化”的思想，是秘鲁社会摆脱野蛮专制和贫穷落后、走向民主和繁荣的必由之路；而在拉美左派知识分子看来，这样的思想有一个可恶的名字：新自由主义，这是殖民主义采用的新形式，让拉丁美洲继续依附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略萨早年支持古巴革命，对卡斯特罗失望后转向自由主义。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曾在他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系统揭露了欧美的发达如何造成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在《水中鱼》中我们可以找出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害的神话之一就是：穷国之所以穷是富国密谋的结果，是富国为了剥削穷国、让穷国维持不发达状况而有意策划的。……的确，在过去，繁荣几乎完全取决于地理位置和国力。但是，现代生活的国际化——市场、技术、资金——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小的、缺乏资源的国家，如果它肯向世界开放，通过竞争机制组织经济，也会得到迅速发展。”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他的秘鲁梦只是看上去很美

他面对的那个危机四伏、亟待改造的秘鲁，治愈顽疾的思想药方恐怕不是最先进的理论，而应是最符合秘鲁现实的思想。在这样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要在全民投票中获得胜利，赢得广大贫民阶层的支持是关键。略萨并非轻视这一点，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走山区、下基层拉选票的经历。但再完备的施政纲领也不足以让略萨获得低收入者们的普遍认同。 略萨在书中详尽展现了权力角逐场的丑恶，似乎是在暗示：他的竞选失败是政治对手们合力制造阴谋的结果；他的完美施政纲领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秘鲁糟糕的政治环境容不下先进思想。

《公羊的节日》，[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6月。

作为局外人，读者或许可以就略萨的败因做出不同的判断。从作者在书中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就能看出，略萨出生成长在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的家庭，最让他感到自在的活动空间是城市，秘鲁的山区、乡村、遍布贫民窟的城市郊区是他很少涉足也缺乏了解的地方。 在拉丁美洲，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仿佛看待外国人一样地看待自己的同胞，是很正常的现象。略萨在书中也承认：“秘鲁不是单一的，它国中有国。”他在为拉票而遍访各地的活动中不断地为底层民众的生活处境所震撼，正表明他对乡野的秘鲁、“深层”的秘鲁缺乏认识。略萨的秘鲁梦看上去很美好，而且他赶上了一个好时机：他为当选总统而奔走的这三年，正是发生苏东剧变的大时代，是资本主义世界高唱“历史终结”凯歌的年代。然而选举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秘鲁民众并不赞同略萨的政治主张。 把失败的从政经历 转化成畅销书 略萨在书中提到秘鲁的现实时，经常使用一个词：“野蛮”，作为文明的对立面。“文明与野蛮”的思维模式来源于前文提到的阿根廷思想家萨米恩托。继承萨米恩托思想的人们认为，拉丁美洲只有摆脱野蛮，建立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有可能步入现代化。 在略萨的笔下，秘鲁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独裁统治现象、阿兰·加西亚政府的经济国有化政策、秘鲁社会司空见惯的暴力现象乃至秘鲁“乡土”文学统统与“野蛮”挂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或许会认为，单以“野蛮”对“文明”的拒斥来解释秘鲁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现象，是过于简单了，而文学研究者则可以发现一些有益于修订文学史的材料。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美]雷蒙德·莱斯利·威廉姆斯著，袁枫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4月。

怀揣成为伟大作家的梦想，青年时代的略萨因为新闻工作的关系采访了当时秘鲁文坛一众重要作家。这些作家大多让他失望，对于已经为福克纳的小说技巧所吸引的青年略萨来说，他们只会用机械的方式重复一系列与安第斯山区风土人情相关的老套题材，装腔作势地使用巴洛克式的“民间”语言，写的东西既非可信的社会文献，又非可读的文学作品。略萨指出这些泛滥成灾的乡土题材文学所忽视的东西：写作是一种智力劳作，是叙事顺序和时间结构的创造，是虚与实的巧妙安排。 以代际的眼光来看，当新一代创作者对前辈产生否定和反抗时，风格的嬗变就发生了。由此可见，拉美“文学爆炸”并不单纯是社会环境变动使然，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拉美文学史内部的变化因素。青年略萨追求的是一种城市的、世界性的文学，秘鲁无法满足他的雄心，于是他远赴欧洲，终成一代文学宗师。作为政治家的略萨失败了，而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各种文学荣誉则给了他补偿。他把失败的政治经历转化成一本畅销书，以叙事的方式实现了针对政治对手们的复仇。

本文原载于2017年1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张伟劼；导语部分作者：宫照华；编辑：柏琳、小盐、西西；校对：王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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