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收到江苏的来信后，指示有关部门：请查施简烈士有关情况

之前聊起左权将军的时候，曾提到他在牺牲时尚背着留党察看的处分的经过。

左权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他的这个处分是源于1932年6月被人告发私藏“托派”文件，后来经过左权一再向中央说明情况，织上没有将他当作反革命论处，给了他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1931年底，左权调闽西任新红十二军军长，他率部转战汀州期间，上海“托派”组织给时任新红12军政委施简寄了封文件，时任一团政委刘梦槐发现了这份文件，于是就向左权汇报了这件事。左权事后从施简处要回了这份文件，但在当时情况下，他未向党组织汇报，后从新红12军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过程中，又遗失了这份文件。

这才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不过，原事件的主人公施简后来怎样了呢？

1932年6月，左权因被人告发而受处分，因为“托派”问题在当时时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施简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这也因而造成了一个历史谜团。

不少资料记载，施简是牺牲了，但不同的资料却有不同的记载，有说法称他牺牲在1932年5月，但也有文章称他是牺牲于长征前夕、

那么到底哪个才正确？

这还要从施简生平说起。

1906年，施简出生于江苏启东，时至今日，位于江苏启东市北新镇轶昌村还修建有施简烈士纪念馆。

根据资料记载，施简原名施漾旌，出生时家庭优渥，所以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4岁（1920年）跟随哥哥到上海读书。

施简到上海的时候，正值上海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陈独秀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运动，他也受此风气影响，积极参加革命。

大革命时期，施简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27年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运动，同年正月初十，施简同青梅竹马的同乡女子盛婧德结婚。

据盛婧德多年之后回忆：

“当时投身革命心切的施简，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谎称自己是外出经商做生意，等挣了钱就回来接我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施简被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左权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0年，刘伯承、左权、施简等在苏联留学的一批人回国，并被派往中央苏区。同年10月，两人都被派往闽西领导革命。

当时，闽西的党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闽西各县原有的赤卫团早在1930年4月就被编为红九军，后来红九军改称红十二军，同年6月，红十二军随红一军团进军江西，留在闽西的红军和地方部队组建红二十军、二十一军。

不久之后，红二十军、二十一军合编为新的红十二军，资料记载为新红十二军。辖三个团，总兵力3100余人，有1600多条枪。

左权调闽西后不久，即接替贺沉洋任军长，施简则出任政委。

同年10月20日，闽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施简任主席、张鼎丞、左权等人任常委。

施简为了巩固和发展闽西苏区做出过重大贡献，并积极配合了红一方面军一、二次反“围剿”作战。

不过很不幸的是，当时中央苏区正受“左”倾错误影响，施简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

资料的记载也从此开始出现了偏差。

第一种说法：

1931年春，闽粤赣省委在永定虎岗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获得了领导权力，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左”倾冒险主义，闽粤赣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也正是为了推行这一决议。

极富军事斗争经验的左权、施简认为以闽西苏区的实际情况，根本不可能马上远离根据地打击敌人。可遗憾的是两人的主张很快遭到了不少人反对。

不久之后，新红十二军集中于虎岗地区开始“肃反”，施简被诬陷关押，后获得平反。

1932年5月，施简率新红十二军到福建龙岩，几天之后，在攻打距龙岩二三十里的雁石镇是，不幸头部中弹牺牲。

此为比较广的记载。

1993年版《启东县志》第二十八篇 “人物传记”记述，也明确记载施简牺牲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写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著名烈士》(第十卷),，也采用此种说法说。

第二种说法：

1931年春节前夕，新红十二军在闽西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事实上，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军战士而言，他们根本不认识所谓的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但对如此隆重召开的纪念大会，还是投入了足够的精力。

大会做完报告后，全体战士们热烈鼓掌，本来这也是惯例，但参会的团干事吴拙哉不知为何缘故，竟然高喊：

“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当时新红十二军正在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吴拙哉这句口号一喊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吴拙哉事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并被认定是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经公审后，于3月2日在虎岗被处决。

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拙哉才被定为革命烈士。

不久之后，新红十二军集体开赴虎岗“肃反”，史称“肃社党事件”，不少干部均受此影响被逮捕关押，其中部分人牺牲。

在逐步的深挖过程中，时任军政委的施简也受到了牵连，被定为“托派的三军负责人”，受到苏维埃红色法庭审判。

1932年6月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用了很大的篇幅刊载了同年4月24日苏维埃法庭的《临时最高法庭批示》（法字第七号）和闽西省政府裁判部的《判决书》（第一号）。

判决书中记载了施简等十三人所谓“罪行”，施简被判监禁十年，因为他是工人出身，所以酌情减为五年。

1934年长征前夕，施简在瑞金去世（被杀害？）。

除了1993年版《启东县志》外，其后出版的诸多资料则是采取了这一种说法，

很明显，此说法就与第一种说法出现了偏差，因为资料中未标明施简在被判刑后有过平反，所以从理论上讲，施简在4月下旬被判刑后就关押了，根本不可能参与同年5月率领新红十二军作战，还牺牲在战场上。

八十年代中期，《启东县志》在追溯施简生平时，不少专家也倾向于施简是长征前夕被错杀了，但走访调查了许多当事人，他们对施简当年在瑞金被审判一事记忆深刻，但对他审判后的下落却并不清楚。

巧的是，当时启东县志办公室接待了一位自称是原新红十二军的老兵，他称曾听说施简是攻打眼石镇（雁石镇）时不幸头部中弹牺牲的。

因而被县志所采纳。

总而言之，施简牺牲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人问津。直至1945年施简被平反。

结合党史资料来看，应该是当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

施简牺牲以后，他的家人们在后来许多年里，都在找寻他的下落。

据施简哥哥施漾东回忆：

“1931年4月，党组织就派施简去红区工作。临别时，施简对我说，我出去以后如有不测,请查找左权和刘伯承同志。我又为他做了衣服和日用行李，送到码头，依依不舍。两三个星期过去了，施简弟弟来了一封信，他已安全到了龙岩，我也放心了。哪知，这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以后就杳无音信。”

1942年11月，施漾东专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寻访弟弟施简的下落，当时《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还亲自出面接待，但众人聚在一起想了无数办法，都没办法查清施简的去向。

施漾东没有办法，随后又辗转昆明、成都寻找，但最终也是失望而归。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施漾东写信给中央军委以及组织部查访弟弟下落，在杳无音讯的情况下，动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希望毛主席能够亲自过问此事。

毛主席对施简留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收到信以后，立即批转中央组织部。

1950年，中组部秘书处给施漾东写了封复信：

“施漾东先生：致函毛主席查询施简同志下落，经转来我处查后知施简同志系内战时期福建省死难烈士，年三十岁左右。十二军长兼政委，苏联学生，一九三二年牺牲。其他详情则无材料。”

施家人至此才知道施简的下落。

毛主席始终记得施简。1955年9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授勋仪式上，毛主席走到刘伯承面前，还特意问了一句：

“那位红十二军的施简呢?”

1958年9月12日，烈士遗孀盛婧德收到了毛主席亲笔签发一张编号20802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在丈夫离开家参加革命后，盛婧德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支撑着整个家，后来丈夫始终没有回家，为了给施家延续香火，她过继了一个孩子，取名施冲。

据施冲回忆，1997年新闻播报驻港部队组建即将开进香港的时候，已经年迈的盛婧德还竖着耳朵，还叮嘱他：

“冲儿，快去打听打听，这支老红军部队里有没有你爹指挥的战士?”

一提起早逝的丈夫，盛婧德就忍不住落泪。

2000年，盛婧德去世，享年94岁。

2005年，江苏启东县在布置新建的烈士陵园时，为施简烈士专门辟置陈列展厅，并塑造了烈士雕像。

2014年3月21日，已经是退休教师的施冲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娘生前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一定要和自己的男人葬在一起。娘讲，我和“祺狼哥”分手70多年了，活着我俩没有多少辰光待在一起，死后我俩要永远在一起，我要好好陪伴“祺狼哥”（施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