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向东北大批移民是怎样开始的

1860年，咸丰皇帝在临死前一年，做出了一个决定：开放东北。

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在此前的将近两百年内实施了名义上的封禁令，不允许流民入境。

由于放开移民限制，东北人口从1771年的不足80万人，到1894年，涨至约600万人。很快，随着东北民族危机的加重，人口迎来新一轮的暴涨。

面对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均试图侵吞东北的野心，大清帝国决定加大向东北的移民步伐，计划用人民的汪洋大海来阻挡侵略者前进的步伐。于是，在清廷的大力鼓励下，从1894年到1908年的14年间，东北地区人口从600万人飙涨到了1910万人。除去自然增长，这14年间，东北的移民人口高达1150万人，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60%。

清朝灭亡后，关内人民掀起了向东北移民的第二次狂潮。到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三省的人口达到了2736万人。

正是海量的人口，使得邻国无法在东北实现其狼子野心，尽管历经战争、动乱和沦陷，东北始终是中国的东北。

历史上，战国燕国、秦、汉、魏、晋、唐等中原王朝，都直接管理着东北的南部（辽宁大部），但对更东更北的今日吉林黑龙江，则鞭长莫及。尽管如此，东北不是荒蛮之地，各边疆民族一直在东北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很高的文化。

但契丹灭亡渤海国后，为确保稳定和防止渤海国死灰复燃，将渤海国宫室焚毁，将渤海人南迁，导致东北进入全面衰退，好在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靺鞨人的后代——女真族人的崛起，契丹人的辽国很快失去了对东北方的控制权。

发源于白山黑水的女真人随后兵锋直指中原，数次南下攻宋，把契丹、奚等东北民族的人民也一起带入中原，形成了自唐以来的又一次边疆民族内迁高潮。随着生活在东北平原上的百姓内迁，当地人口随之大减，这恰好给了东北平原一个自然再生和修复的环境，并在此后女真族的再度崛起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时间来到了16世纪末，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再度崛起，并在东北平原上仿照先辈建立了后金汗国。

1644年，伴随着吴三桂降清，由后金发展而来的清朝取代了明朝，成为帝制时代最后的天下共主。王朝的变更加上政治中心的转移，清朝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发展的怪圈——“举国入关”，于是，东北平原又陷入了土地荒芜、人口稀缺的境地。

而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的龙兴之地，怀有极强的保护意识。因此，从清军入关起，朝廷就在关内招募大量人口前往开垦辽东。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甚至出台了专门的激励方案——《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凡有能力募民达百人以上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如遇招募能力甚强者，凡每招募超过百人，则招募者官升一级。

对于被运送到东北平原参与开荒的百姓，清政府同样给予相应的补助，“所招民人，每名月给口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

然而，由于关内战乱初平，加上满洲八旗入关后在中原地区大肆圈地，导致愿意且能自由出关的平民人数有限。另一方面，《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的奖赏制度，间接开启了清代卖官鬻爵的“先河”，至康熙七年（1668），这一条例被下诏废除。这一年，清廷意识到，东北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应该保持其纯洁性，于是开始实行封禁政策：“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

但有历史记录显示，在《辽东招民开垦例》废除后的四十五年，即康熙五十一年（1712），官方依旧募集了十多万山东人分批进入东北实行开垦屯田活动。

彼时，东北平原尚无支柱型农业，唯挖参、打猎之事自明朝初年边关贸易时就已兴起。大批自内地而来的新东北人随即加入了狂热的“挖参”浪潮。

历史学者蒋竹山在《人参帝国》一书中指出，努尔哈赤时代，东北生产的野生人参均价约为每斤25两白银。到顺治年间，人参价格即飙升到每斤30至60两白银之间。单是通过官办人参售卖抽税，清政府每年从参务中就可为国库营收白银250万两。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无论汉人还是满人，参与东北开荒期间，势必都会被人参的种植与贸易勾住了魂。

与此同时，汉人与当地旗人的竞争和矛盾，逐渐变成帝国的难题。

乾隆五年（1740），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书称：“奉天地方关系甚重，旗人生齿日繁，又兼各省商民辐辏，良莠不齐，旗人为流俗所染，生计风俗不如从前，若不亟为整饬，日久人烟益众，风俗日下，则愈难挽回。”

这话表面是在指责关外旗人世风日下，实际上矛头指向的是从关内涌入的汉人。从中也不难看出，在满、汉竞争中，曾经在东北平原上占据优势的满洲八旗，已经被汉族百姓挤压到了边缘位置。

乾隆帝很快便允准了舒赫德的建议，称：“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

在乾隆帝看来，即便这块地旗人太懒种不来，也大可空着，留着日后八旗练兵备战之用，切不可再让汉人无故开垦，霸占了满洲八旗的生存空间。

不过，乾隆封禁东北始终只是一厢情愿。

封禁令出台后，整个大清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摊丁入亩政策的施行，关内中原人口不断增量，人地关系趋于饱和。历史数据显示，乾隆五年（1740），大清总人口约为1.4亿，110年后，到咸丰元年（1851）时，这一数据已达4.3亿。清朝人口增长量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期的增长量，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相对落后的经济结构，稍有风吹草动，便足以撼动清政府的统治。

当中原地区接连遭遇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1877年特大旱灾“丁戊奇荒”时，山东、山西 、陕西 、河北 、河南等省的百姓，终于不顾清廷禁令，硬闯东北平原，开启了可歌可泣的“闯关东”浪潮。闯关东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之一，并促成了东北的大开发。

另一方面，由于封禁令一度限制了长城内外的人员流动，导致东北地区常年边防兵力不足，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度日益减弱，人烟稀疏的东北平原日渐成为沙俄南下东扩的乐土。

最终，为了保卫在东北的统治，清政府于1907年裁撤东北三将军，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由此，一个被称作“东三省”的时代到来了。

尽管清政府曾百般不情愿汉人移民进入东北，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日后，正是这一波波汹涌澎湃的“闯关东”移民潮，协助大清帝国和中华民族，抗御了来自俄、日两个邻国的侵略和渗透。

因为，国土、疆域和民族的根本，永远是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