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6日，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在即，凝聚态物理学家薛其坤的名字再次被推到了聚光灯正中央。

瑞典皇家科学院最终将奖项授予了弗朗西斯·哈尔岑，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贡献。薛其坤与诺奖擦肩而过。

“擦肩而过”这四个字，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句轻飘飘的遗憾。可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中国本土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被全球最大的学术数据公司列为“引文桂冠奖”得主，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诺奖最热门候选人之一。这件事本身的分量，比一座奖杯重得多。

先看薛其坤的核心成果到底有多重。2012年底，他带领清华大学与中科院物理所联合团队，在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体系中，世界上首次实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果2013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杨振宁当时的评价是：“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杨振宁不轻易说这种话。他亲眼见证了20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几次革命，由他来定义“诺奖级”，分量比任何奖项都重。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到底在讲什么。薛其坤自己举过一个例子：“1980年，德国科学家发现的量子霍尔效应，在强磁场的驱动下，电子像高速公路的汽车一样，分道行驶，可以大大降低电子器件的能耗。

我国发现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不加磁场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电子的‘高速公路’、电子的有序运动，为发展低能耗电子器件、拓扑量子计算等未来的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是“不加磁场”。过去要观察到量子霍尔效应，需要十几万高斯的强磁场，还需要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这种条件只能在实验室里实现，根本没法用到实际设备上。

薛其坤团队的突破，是在零外加磁场条件下实现了量子霍尔效应。这意味着电子可以像地铁一样沿着一条通道运动，不发热、不损耗能量。

你今天用手机打游戏发烫、用电脑跑大型软件风扇狂转，本质原因就是电子在芯片里运动时产生的电阻把电能变成了热能。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如果真的走向应用，低功耗晶体管、拓扑量子计算都将成为现实。这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理论游戏。


团队成员常翠祖给薛其坤发过一条深夜短信，写道：“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初步迹象”。十多年过去了，薛其坤手机里至今保存着这条短信。

这种科学精神，比任何奖杯都动人。

再看更宏观的背景。中国基础研究经费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占研发经费比重首次突破7%，创下历史新高。

研发经费总支出39262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与GDP之比为2.80%。这些数字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持续加码，不是喊口号，是真金白银砸下去。

但投入和产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诺贝尔奖从不奖励“此刻跑得最快的人”。从科研成果诞生到摘得诺奖，平均要等20年以上。

日本的北川进在金属有机框架领域做出开创性工作后，20多年后才逐渐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化学领域的重要方向。基础研究非常耗时，诺贝尔奖是研究开始二十年以后的事。

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现于2013年，距今13年。按照诺贝尔奖的节奏，这个成果还处在一个正常的等待窗口内。

量子霍尔效应的前两次发现——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分别于1985年和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发现到获奖，间隔分别是5年和16年。薛其坤的成果至今13年，远没到“不可能获奖”的时间线。

更何况，薛其坤的科研并没有停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上。2025年2月，他领衔的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与清华大学联合团队，在常压下发现了镍氧化物的高温超导电性并观测到“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双重特征，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这是中国科学家在高温超导领域作出的又一项突破性成果。

薛其坤自己对此看得很淡。他曾寄语青年：“追求科学无极限，追逐幸福无止境。”在解释镍基超导研究成果时，他把功劳归给了团队里的年轻人：“他们瞄准了一件事情，能够坚持不懈地去探索去努力，从实验室慢慢研发到实现突破。”

10月6日，诺奖没给薛其坤。但他13年前从中国实验室里做出来的那个成果，至今仍然被全球物理学界反复引用、反复验证。那个成果指向的低功耗电子器件、拓扑量子计算，正在一步步从理论走向现实。

一个奖，今天颁给了别人，不代表薛其坤的工作被否定了。恰恰相反，被“诺奖风向标”盯上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他的成果站到了人类知识的最前沿。中国基础科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这条路走了几十年。薛其坤站在最前面，他的身后，是2778亿元基础研究经费、是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中国科学家。

今天没拿到，不代表明天也拿不到。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界早就不需要用一座奖杯来证明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