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个奇怪规律：只要是丢了的疆域，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中原的移民没有去住。

汉代版图的最南端，有一条隐约的线。

线以北是今天的广东和广西，中原移民一批批涌进来，与当地百越各族混住了好几百年，语言都掺进了一块儿，粤语里到今天还保着不少上古汉语的声调。

线以南，同样是汉朝的郡县，赋税照收，律令照行，但从内地过来长住的平民，始终不多。

两边管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结局大相径庭。

秦朝把岭南打下来，跟着军队来的还有大批人。南征的兵卒里，相当一部分没有北归，留在了岭南。

历朝历代陆续往里输入移民，有主动南迁的，也有奉命迁来的，总之人来了，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几代人过去，岭南的百越族群与汉人社区彼此交错，嫁娶往来，土地上的归属感跟着人口结构一起慢慢固定下来。

广州在汉代已是南方一处繁华港口，城里住的人，说不清哪些祖先是从中原来的，哪些本来就在这里。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汉朝对岭南的人口渗透比以前更深一层。

福建一带的闽越人被大批迁往内地，岭南则反向接收了相当数量的汉人移民。这种人口对流的格局，在几百年里慢慢固定了岭南的底色。

交趾的情形不一样。

交趾一带，大体在今天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秦汉之间已纳入版图，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设了郡县，派了太守和都尉，该收的税按规矩收，该办的事按汉律办。

但从内地专门跑来落户的普通人家，历朝历代加起来，一直是少数。

官员来了有任期，驻军来了有轮换，本地豪族始终保留着相当的地方势力，汉人村落始终没有建起岭南那种规模的密度。

公元40年，征侧、征贰起兵，两姐妹是当地豪族出身，一呼而众应，短时间席卷了周边数郡。

汉光武帝派马援南征，前后将近三年，叛乱被平，局面重新稳住。马援在当地立了不少制度规范，政务也做得扎实。

可人口这一层，没有大动。

汉朝在交趾的统治此后又延续了数百年，挨过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唐朝接手后在这里设置安南都护府，修城防，开运河，也真的做了不少建设。

但汉人社区的根基，一直很薄。

五代乱世，中原政权自顾不暇，各地豪族乘势自立。

938年，吴权在白藤江击败南汉水军，安南走上了独立的路。此后宋朝在名义上维持宗藩关系，直接管辖的格局却一去不返。

整整上千年的郡县建置，就这么一点点松了绳。

往西看，汉代西域是另一套走法。

张骞出使之后，汉武帝在西域用力，设西域都护府，把军事影响力延伸进绿洲地带。

班超在那里待了将近三十年，把各路小国逐一拢回汉朝的轨道，手腕里刚里带柔，做得颇为出色。

班超一走，东汉国力渐衰，西域都护府最终裁撤，控制随之瓦解。唐朝中期设安西四镇，维持得相当稳，后来吐蕃兴起，又叠上安史之乱的冲击，西域的局面再度松动。

汉朝在西域用的是都护府制度，军事意味比内地郡县浓得多。

管辖的主要是道路、商队和各地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内地那样直接对应到每家每户的耕地和户籍。这种结构，在国力充盈的时候维持得住，国力一缩，绳子就松了。

两段西域经营里都有屯田，但以军屯为主，服完役就走，在当地扎根另起炉灶的人终究是少数，没有形成密集的农耕村落网络在下边托着。

对比一下云南，差距就清楚了。

明朝定云南之后，大规模往里移民，"填云南"的说法在民间广泛流传。

来源庞杂，军户是大头，各地卫所的将士与家眷安置在高原各地坝子里，世代接续；此外还有奉诏迁来的农户和各路工匠，加起来几十年持续输入，云南高原的人口面貌彻底变了。

这些人带来了内地的农业技术，建起了汉人聚居的村镇，和当地各族群长期相处，清朝接着经营，时间一长，云南纵然偏远，却始终在整个地理结构里拔不掉，因为人扎在那里了。

明朝永乐年间，曾经短暂重新占领交趾，1407年划郡立县，派官驻军，也带了少量移民进去。

但前后只维持了二十年。黎利领导起义，从山区打出来，朝廷战守两难，宣德年间最终下令撤军。
来的人又都出去了。

二十年，连一代人都不够。

汉人聚居的社区还没来得及扎根，战略上的放弃也就没有太高代价，走得并不太难。

汉代在交趾做官的中原士人，流传着一种心声，说南方天热，瘴气重，水土比不上北方，熬完任期就想回去，不愿久留。

这当然只是个人心情，谈不上战略。

可心情这件事，日积月累是会影响结果的。

从来都是过客心态，最后写出来的故事，也就是那个样子。

参考来源：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郭振铎、张笑梅著：《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汉书·西域传》《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