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9年，高洋病入膏肓，对弟弟高演说：“你可以当皇帝，希望能给我儿子一条活路”。高洋明知高演不安分，却没办法解决，只能看李祖娥母子的福分了。

天保十年，高洋已经不能进食。
他对李祖娥说，自己死不足惜，只担心高殷年幼，帝位终究保不住；又把高演叫到面前，留下“夺则任汝，慎勿杀也”八个字。

一个皇帝尚未咽气，已经允许弟弟夺走儿子的皇位，只求留下性命。
高洋承认了一件更难堪的事实：他亲手建立的北齐权力格局，到了交班时根本不听遗诏，只认成年宗王掌握多少军政资源。

高演的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正是高洋给的。
天保五年，高演出任并省尚书令；天保八年转司空、录尚书事；次年又任大司马，仍录尚书事。尚书省奏报出现分歧，高洋命高演先同朝臣议定得失，再送到御前。

官员任命后到高演府中谢恩，外放前还要辞行。
这样的弟弟已经嵌进决策、用人和军务三条线，高洋若突然拔掉他，朝廷会先少掉一个能够处理政务的人。

高洋当然动过强压的念头。他曾因高演进谏，用刀环击打，致使高演卧病月余；娄太后日夜哭泣，高洋又把被禁的王晞放出，让他照料高演。

责打可以发泄皇帝的愤怒，爵位、军职和录尚书事却没有被一并收走。

娄太后护着儿子，朝臣敬畏常山王，军政系统仍需要他办事。高洋越想独断，越暴露出一个限制：皇权可以羞辱宗王，很难越过太后、勋贵和军队将宗王彻底清除。

北齐还有一层麻烦。
邺城是朝廷所在，晋阳长期承担军事重镇的功能，并州另设尚书省。高演既主持过并省，又进入邺城中枢；高湛后来也掌并省和京畿军权。

高氏兄弟不是宫中等候赏赐的闲王，他们分守朝廷和军事体系的重要接口。父子继承只解决皇帝名号，晋阳兵权、京畿宿卫和勋贵支持仍要重新分配。高殷继位那一天，名分已经确定，力量并未随玉玺一同交到他手里。

高洋死后，高演以太傅、录尚书事留在禁中护丧，朝政一度皆由他裁决。
一个多月后，他离开宫禁，诏敕逐渐不再让他参与。杨愔、燕子献等辅政大臣随后调整高演、高湛的职权，尤其要解除高湛的京畿大都督。

对少年皇帝而言，这是收拢皇权；对两位成年叔父而言，失去军职便可能连自保也做不到。

高洋留下的辅政安排，把文官集团和宗王集团关在同一套中枢内，却没有设置任何一方都必须服从的裁决力量。

乾明元年二月，高演在尚书省扣押杨愔、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等人。段韶、高归彦带兵入宫，宫廷两廊已有两千余名披甲卫士，武卫娥永乐也准备抵抗。

高归彦出面后，卫士放下兵器，京畿军随即接管宫门，娥永乐被杀。高殷坐在昭阳殿内，李太后和娄太皇太后都在场，皇帝一方人数并不少，却没有人能够把名义上的护驾力量变成统一指挥。高演先夺宫门和兵权，帝号随后到手。

李祖娥身为皇太后，也无法把儿子的名分换成安全。
娄太后当庭为高演担保，只说他意在除去逼迫自己的权臣；数月后，又由她下令废高殷为济南王，让高演入承大统。高殷的母亲面对的是丈夫的同母弟和丈夫的生母。

宫廷伦理在这里分成两层，李祖娥只能维护儿子，娄太后还要维持几个亲生儿子之间的平衡。高洋把希望寄托在母亲约束弟弟，等于把皇位继承交给高氏家长临时处置。

高演登基后仍不能留下高殷。
皇建二年，高湛因兄长削分其权而不安，高元海给出的下策，便是以高殷为世嫡，召集文武，杀高归彦，再拥立高殷。高湛没有立即采用，高殷却已成为任何反对高演者都能举起的旗号。

九月，高演命人将高殷扼杀于晋阳。
高洋临终的请求败给了夺位后的安全需要，娄太后的禁令也压不住新皇帝对复辟的恐惧。

问题很快落到高演自己身上。
他在诛杀杨愔等人时曾以皇太弟之位安抚高湛，登基后却立儿子高百年为太子，又任命库狄伏连、斛律羡，试图分走高湛控制的邺城军权。

高湛拒绝放走库狄伏连，也不许斛律羡履任。
兄弟间的猜防已经走到兵权交接处。高演病重后放弃让幼子继位，改召高湛接掌皇位，并写信说“百年无罪”，请他不要效法前人。

高湛接到遗命，没有立即入宫。
他先派亲信查看高演是否真的死亡，得到回报后才赶赴晋阳，又派高孝瑜先入宫更换禁卫。连一份主动让位的遗诏，都要经过验尸和换防才能生效。

三年后，高百年被召入凉风堂，因笔迹被指与谋反文书相似，遭乱杖杀害。
高演已经交出了皇位，也没能替儿子买到安全。

高洋临终那句“慎勿杀也”，是一份提前写下的失败判词。
他可以指定高殷，可以安排杨愔辅政，可以要求高演留情，却不能让军权、宿卫、太后和勋贵只服从少年天子。

高演夺位后杀高殷，高演传位后高百年又被高湛所杀，两名孩子的结局把同一条规则压得很实：北齐皇位一旦失去在位皇帝的强力保护，父子名分便压不过掌兵的成年宗王。李祖娥母子等来的，只是高氏兄弟暂时不动刀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