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胆子特别小，村头狗叫一声都能把我吓哭，唯独喜欢跟着隔壁比我大六岁的堂哥玩。

堂哥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娃娃头”，爬树摸鱼捉知了，样样在行。可他从不像别的野小子那样嫌我累赘，反而总变着花样带着我。大人下地，我就挂在他身后，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比亲哥还亲。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最靠得住的人，除了爸妈就是他。

那年我顶多八岁，刚上小学。一个夏末的午后，知了叫得震天响，爸妈去镇上卖菜，临走把我托给堂哥照看。他蹲在我家门槛上啃西瓜，啃完把瓜皮一甩，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走，带你去北坡芦苇荡里摸大田螺，还能抓到红尾巴蜻蜓，别人我都不带。”

我一听红尾巴蜻蜓，眼睛都亮了，扔下手里的小人书就跟他跑。

北坡那片芦苇荡离村子有小二里路，平时大人都不让小孩单独去，说荡子里头路杂，陷进去容易迷向。可那天堂哥拍着胸脯说他路熟，闭着眼都能摸回来。我就信了，屁颠屁颠跟在后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过田埂。

芦苇荡比我想象中密得多。钻进去那一瞬间，头顶全是比人还高的芦苇，密匝匝的，把天遮得只剩碎碎的蓝。风一过，芦花簌簌地响，像无数人在耳边窃窃私语。我心里有点发毛，脚步慢下来。堂哥回头拉了我一把，笑着说怕啥，有哥在。我这才定下心来，攥紧他汗衫的后摆往里走。

他把我领到芦苇深处一小块稍微开阔点的空地上，四周严丝合缝全是绿黄交错的苇秆。然后他忽然一拍脑门，说：“哎，咱玩个新游戏，叫‘隐身大闯关’。你站这儿把眼睛蒙上，不许偷看，我藏起来，等我说好了你再找。找到了给你捉两只红蜻蜓。”

我傻乎乎地直点头。他把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脱下来，叠了两下，轻轻蒙在我眼睛上，在后脑勺松松打了个结。汗衫上有洗衣皂和淡淡汗味，混合着芦苇的青涩气息。

蒙好之后，他让我大声数数，要数到一百。我就认认真真数起来，声音脆生生的，在芦苇荡里显得孤零零的。

数着数着，我就觉得不对了。四周越来越静，静得只剩下芦苇秆子互相摩擦的沙沙声和我自己越来越小的数数声。我忘了数到哪儿，嘴唇哆嗦着停下，竖起耳朵使劲听，什么脚步声、呼吸声，全没了。

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哥？”

没人应。空气黏糊糊地闷在脸上。

我慌得一把扯下汗衫。眼前空荡荡的，全是晃动的芦苇，哪里有堂哥的影子。我原地转了一圈，四面八方一模一样，密不透风的苇墙把视线砍得支离破碎，根本分不清刚才从哪个方向来的。

我喊，发疯一样喊他的名字，喊声一出口就被苇叶割得稀碎，连回声都听不着。那会儿日头还毒，可后背蹿上来的凉意直接冻住了我的嗓子眼。我不敢哭，不敢动，小小的一个人杵在那片空地上，像被全世界摁下了静音键。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也就几分钟，但在我记忆里漫长得像整个下午。我终于憋不住，哇一声大哭起来，什么方向都顾不上，埋头就往芦苇里撞。苇叶的边缘像小锯子划在胳膊和脸上，火辣辣地疼，底下烂泥把凉鞋都咬掉了一只。我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出去了，要被这些密密麻麻的芦苇活活吞掉。

就在我快瘫软在泥地里的当口，一阵熟悉的笑声忽然从前面不远传来。我抬头一看，堂哥猫着腰从一丛苇子后头钻出来，脸上还挂着恶作剧得逞的兴奋，笑得前仰后合，冲我喊：“哈哈哈看把你吓的，逗你玩呢，胆小鬼！”

他笑得那么轻松，那么理所当然。

我愣了一秒，然后哭得更凶了，几乎喘不上气。那种哭不是被找到的安心，是一种心里有什么东西哐当碎掉的感觉。他过来拉我，我使劲甩开他的手，光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往回跑，满脸的泪和泥，身后是他越来越远的叫声。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跟在他身后跑过。他后来找我道了好几次歉，给我捕了一瓶子红蜻蜓，我也一只没要。我躲着他，躲得远远的。村里人说这孩子咋突然生分了，只有我心里清楚，那道口子豁开了，就再难缝得像从前一样。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什么游戏。那只是一个半大孩子拿一个全心疼他的小孩当玩具，用对方的恐惧来喂养自己那点廉价的开心。他可能早就忘了，我也从来没再提过。可那种被至信之人突然丢在无边恐惧里的惊慌，至今还烙在我的骨头缝里。

到现在，我依然害怕那种辨不清方向、喊不出声、找不到人的地方。也不敢再轻易把后背交给任何人。

小时候的信任，是孩子能给出的最珍贵的东西。可偏偏总有人把它当成无足轻重的玩意儿，随手一摔，就碎了。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最信任的人这样狠狠捉弄过？那种被孤零零丢下的滋味，是不是也刻进了你的性格里，很多年都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