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叶剑英向宋时轮求助未果，直言对方怕麻烦不愿办事，双方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955年9月27日的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授衔典礼上，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宋时轮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台上只短短敬了一个军礼便退到角落，一如既往地低调。那天叶剑英元帅在人群中向他点头示意，两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心照不宣，却并未多言。十多年后，这份彼此的尊重被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小事再度点燃。
新中国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决定系统编写九位元帅传略。1980年，军事科学院接过叶剑英传略的担子，时任院长的宋时轮被推为统筹人。他没有推辞，默默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凡是涉及历史细节，必须用档案说话；凡是引用口述，务必找到交叉印证。为此，他跑遍了总参档案馆、中央档案馆，甚至翻检了延安时期的手稿，常常凌晨三点才从灯下直起腰。
编写组几度修改提纲，厚厚一沓材料在宋时轮办公室堆成小山。1984年初夏汇报日，老将军领着几名年轻研究员去中南海，给叶帅呈送最新稿本。叶帅年逾八旬，精神却依旧利落，他翻看十几页后突然抬头说：“这稿子行，序由你来写。”屋里瞬间静了下来。

当时宋时轮微微正色，轻声回应：“我不够分量。”这七个字一出口，所有人都愣住了。叶帅笑了，半带揶揄地说：“我看你是嫌麻烦，不想干呢！”之后便放下稿子，等待对方的解释——这是全文唯一一次对话，也是两位老战友多年后少见的针锋相对。
把话挑明并不难，难的是说得合情合理。宋时轮请叶帅听自己说明。其意有三：一是“传略”不仅是回忆录，更是国家史料，序言最好出自政治地位更高或学术分量更重的同志，以示权威；二是自己早年曾受叶帅指挥，两人有上下级之谊，若由部属为元帅作序，礼法难安；三是若有后人质疑偏颇，传略将因序言落人口实。说罢，他又补上一句：“愿在卷末写几段心得，以表景仰。”

叶帅沉吟片刻，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最终点头。事毕，他拍了拍宋时轮肩膀，转身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联络另一位老帅执笔序言。此事就此定下，看似平常，却让会场外等候的秘书长舒了口气——很少有人能在叶帅面前如此坚持，却又能把道理说得滴水不漏。
追溯宋时轮的军旅生涯，他并非第一次“顶撞”上级。1954年青岛海陆空联合演习，苏联顾问坚持按《苏军战役条令》组织火力准备，宋时轮从阵地里走出来，摊开地图说：“中国的海岸线不是波罗的海，咱们得用自己的办法。”顾问摔门而去，他却坚持己见，最终演习以中国方案收官。消息传到北京，高层虽未公开表扬，但也没人追究，这表明制度里总要有人敢提出不同的声音。

他身上这种“不凑合”的脾气，与早年的经历有关。1927年在上海被捕，面对军统劝降，他只留下一句“此身许国”便闭目不语，硬生生坐了一年监狱。出狱后，他在江西、闽西组织游击队，鸦片洞战斗的一条臂伤至今仍留着粗糙疤痕。抗战时期，他随叶剑英转战华南，靠着土造地图和一把罗盘在大雾里摸黑行军，打出了独立纵队的名声。到了解放战争，他指挥华东、中南多次大兵团作战，对后来的济南战役与上海战役提供过关键方案。
或许正因为阅历过深，他对名位极为克制。上将衔颁下后，有人劝他在名片上加印“开国上将”，他摆手道：“名字就够了，帽子别挂太多。”1978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他却常对科研人员说，兵法不是教条，要让战士学会思考。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篇，他亲自改动了“运动战”词条的几百字，理由是原稿对敌后战场估算过低。
传略最终在1985年付梓，序言落款是邓小平，卷末那篇不足两千字的“跋”却署着宋时轮的名。他在其中写道，叶帅一生最大的特点是“眼光放长远，步子踩实地”，短短一句，既称赞也暗合自身。人们读到这段文字，很少知道当初他如何推辞，又很少注意到，跋的字数只比序言少了三分之一——写得仍是满腔敬意，却坚守了原则。

自那以后，宋时轮更少露面，把时间埋进史料堆与课堂讲台。晚辈请他回忆往事，他只给一句“资料都在档案里，看档案最准确”。直到1991年病逝，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那份由他亲手圈点修改的叶帅传略稿件已泛黄，扉页夹着一张纸条：凡事有尺，有据方立。短短八字，依旧铿锵。
世事变迁，可那场看似简单的“拒写序言”仍时常被拿来议论。有人感慨他固执，有人赞叹他清醒，但无论评价如何，有一点几乎没人否认——在关乎历史、关乎制度的选择面前，宋时轮从来没有含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