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3岁的“上海女首富”吴胜明，因走私被判死缓。入狱后，丈夫带着保姆和积蓄离开，唯一的女儿喝农药去世，就在人人都以为她会在狱中凄凉死去时，坚韧顽强的她，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吴胜明出生在1933年，父亲做生意，家里条件在那会儿算得上殷实。可惜，她从小父母就比较忙，家里的大人对子女管理很严，没有太多亲昵，反而让她学会了自立。 等到年纪稍大一点，家里为她安排了婚姻，她心里不认同，觉得不该任人摆布。为了能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她只身前往上海，几乎是两手空空地闯荡。 到达上海后，她还算幸运，得到了一位当商人的远房叔叔的帮忙。有了启动资金，她开始尝试最基层的小生意，每天忙里忙外，哪有空考虑自己的情绪。 有时生意不理想，她就在晚上琢磨对策。遇到周转不开的关卡，她想尽办法把危机一一摆平，慢慢积累了创业经验。 她不会满足于只做小摊小贩，等有了第一桶金后，她逐渐参与饭店、百货等各种门类。时不时还被小伙伴称为“拼命三娘”。 这一来二去，吴胜明渐渐有了规模。正当生意步入正轨，她认识了那个真心喜欢她的青年。经济上虽没有什么基础，但两个人志趣相投，感情甚笃。 吴胜明觉得，能遇到一位愿意陪她同甘共苦的人，远比什么都重要。后来，两人结婚，有了女儿，小家庭一度其乐融融。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气息扑面而来，市场一下子活跃起来。吴胜明反应极快，想到用进口商品倒卖的法子做点特殊买卖，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选择。 这条路走得极快，收入水涨船高。这样一来，上海商业圈也对她刮目相看。没多久，“千万女富商”“上海女首富”这样的称呼，相继落在她头上。 生意风光的背面，却一直埋伏着法律风险。那时候，货品流通政策很严格，她这样的倒卖生意其实是踩在红线上。有时候，厂房里夜里还没人打烊，吴胜明经常得亲自巡查。 一次次扩规，一次次冒险，生意越做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终于，1986年那场案件发生后，她直接被判死缓，所有资产归零。 事情有时候并不会止步于一场判决。入狱后，丈夫和家里的保姆卷走了她剩下的一些积蓄。她想不到的是，家里的变故比牢中生活更让人难以接受。 她唯一的女儿因为承受不住流言和压力，不幸自杀。关于这些，媒体报道过很多，吴胜明最难以接受的，就是亲人之间的分崩离析，失去了所有靠得住的亲情。 因为案情跨度较大，服刑期间她偶尔接到女儿的信，总是问她什么时候能回家。女儿走得很突然，一封亲笔信成了母女俩之间最后的交代。 信里很简单，只希望母亲日后能多帮助没有依靠的人。如果说入狱之前她还想着如何东山再起，女儿这一句话成了她心头最大的愿望。 她没再多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只想着怎么让自己赶紧熬过去。出狱那天，吴胜明已经七十岁。她离开牢门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 有人主动介绍她做清洁工。郑州市区的一个公厕需要打扫，她就搬进了公厕旁边的小屋，每天三点一线，负责那一片的卫生。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还以为她会自暴自弃。但她其实心里很平静，反倒觉得只要能重新生活，每天有活干也并不算坏事。 在公厕工作的几年，她经常被工友们取笑，说看不出来她还有那样的过往。有人打听她的事，她就一笑带过，从不夸大自己曾经的成就。实际生活比外人想象得枯燥许多。 很多时候一天就靠一碗面条，一把开水打发过去。可就算这样，她也没变得暴躁或者消极，反而很适应环境。慢慢地，大家都觉得这个老太太脾气不错。 愿意帮周围人处理小纠纷，就连街坊邻居有矛盾也找到她。打扫完卫生之余，吴胜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作上。她记下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创业过程，还有服刑到重获自由的点点滴滴。 那时候写字的工具很简单，大部分靠自己回忆，边写边改。后来通过杂志投稿，不少编辑对她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陆续约稿。 稿件发表后，读者来信越来越多，有人说受到了鼓舞，也有人只是单纯想给她加油。在稿费的支持下，吴胜明又联系上了一些上海老朋友。 她曾经提过女儿的遗愿，说想帮孤寡老人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搭建一个安身之所。朋友听她讲完，自发帮她联系了一些热心企业家。有人出地，有人捐物。 就这样，她慢慢地变成了“公益老人”，不断参与本地养老项目。等到老年公寓建好后，她还会时不时去看看那里的老人。管理人员有时问她要不要公开自己的身份。 她总说无所谓，只想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扎实就好。在那里，许多老人不知道她的过往来路，只觉得这个老太太接地气、办事靠谱。 这么多年过去，吴胜明年纪越来越大。可问到她近况时，旁人总觉得她比身边年轻人还活跃。有网友留言称她是“最乐观的老人”，她自己只是淡淡地笑着。 继续过着充实的一天接一天。读过她故事的人时常感慨，其实每个人面对困境的法子都很简单，只看有没有像她一样的心气和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