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厦门，一老人坐飞机时突发身体不适，他叫来空姐，希望能广播帮他找药，然而，空姐却以“大多人都在休息，广播会影响到大家”为由拒绝了。老人儿子得知后很愤怒，认为这简直是置父亲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航司对此却有不同说法。 2月15日深夜，陈老先生坐在从厦门到墨尔本的航班上。 机舱里灯光昏暗，绝大多数乘客都裹着毯子补觉，只有引擎的嗡嗡声在耳边回响。 可老陈却一点睡意也没有，甚至可以说，他正处在一种极度的恐慌里。 就在刚刚，他的心率莫名变缓，天旋地转的眩晕感一阵接一阵，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手脚冰凉。 作为一名职业医生，他太清楚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意味着什么。这是典型的外周供血不足，搞不好是心脏出了大问题。 他撑不住了，连忙按响了呼唤铃，空姐很快走了过来，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陈老先生喘着粗气，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姑娘，我不舒服，很严重。我需要‘心宝丸’。麻烦你帮我广播一下，问问有没有乘客带了这个药？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快办法。飞机上几百号人，万一有个懂行的或者带了药的呢？ 可空姐的回答像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老先生，现在大家都在休息，广播一响全机舱都得醒，有些打扰别人。 陈老先生听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如果不是难受的不行了，也不想开口麻烦人，他没想到会被拒绝。 但他此时身体虚弱，只能一遍遍强调情况危急，希望空姐帮帮忙。 空姐听后说了声“好的”就转身走了，但也没广播。 陈老先生绝望地闭上眼，心想难道今天真要交代在这万米高空了？ 不过，空姐也没有坐视不管。回到后舱，乘务长立刻把情况报给了地面航医。 航医评估后觉得，虽然老人症状看着吓人，但生命体征还算平稳，没到必须启动最高级紧急预案的份上。 那种预案是要广播找医生、甚至备降的。 乘务组有自己的考量。夜航时大家睡得正香，突然广播找药，一来容易引起恐慌，二来就算有人有药，乱吃也不安全。 于是，她们采取了折中方案：不广播，改成“扫楼”。 两个空姐弯着腰，一排一排地轻声询问：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您是医护人员吗？或者有没有带心脏类的药？ 这活儿费劲又尴尬，好在62排有位热心乘客翻出了一瓶日本产的救心丸。 但陈老先生是个严谨的医生，看着那瓶全是日文的药，说成分不明，自己不敢吃。 这边药没找着，那边温水先到了。乘务员端来了暖水瓶，冲了浓浓的红糖水，又拿来了氧气瓶。 一杯热水下肚，加上吸氧，陈老先生感觉那股窒息感慢慢松开了，手脚也渐渐回暖。 几个小时后，飞机落地墨尔本。陈老先生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虽然没吃到心宝丸，但命是保住了。 这事儿本来到这就算翻篇了，可儿子陈先生知道后，气的不得了。 在他看来，航空公司的逻辑简直不可理喻。什么叫怕影响休息？他爸的命还没乘客睡觉重要？这就是草菅人命！ 他觉得航空公司在推卸责任，明明广播一下就能解决的事，非要搞什么逐排询问，万一在询问的过程中父亲出事了呢？ 于是，陈先生直接联系了媒体，还给航空局发了邮件，言辞恳切地要求严查。 2月25号，工作人员解释：当时航医判断不属于紧急医学事件。没必要搞得全机人心惶惶。而且夜航广播效果极差，不如悄悄找。他们也没闲着，温水、吸氧、找药，能做的都做了，老人最后也是平安抵达的。 工作人员还强调，那瓶日本救心丸因为老人不敢吃才没用，但这份心意是尽到了。 可陈先生根本不吃这一套，说：症状缓解是因为我爸身体底子好，加上自救，跟你们拒不广播有什么关系？你们就是怕麻烦！ 目前，陈先生还在等民航局的调查结果。 那从法律角度怎么看这件事？ 《民用航空法》第124条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于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这件事主要看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及“救助义务”。 虽然航空公司辩称旅客症状未达“紧急医学事件”标准，但从法条精神来看，航空运输作为高风险活动，承运人对旅客生命安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 陈父在飞行中出现心率过缓、眩晕、冷汗等明显病理性症状，属于“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的事件”。 虽然乘务组提供了温水、吸氧并逐排寻药，但“拒绝广播寻药”这一行为是否构成“必要措施”存在争议。 家属认为广播是最高效的寻药途径，而航司以“影响休息”为由拒绝，实质上是将“公共秩序”置于“个体生命安危”之上，这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认定为救助措施不充分或延误救助。 对此，你怎么看？ 关注@运良说法 学法律知识不迷路